杨天石，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研究生院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博导，季我努学社顾问，南京大学民国史研究中心客座教授、中国现代文化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专家委员会委员等。杨天石长期研究中国文化史与中国近代史，尤长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史和蒋介石的研究。著作有《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等二十余种。

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21条要求，企图独占中国。在民族矛盾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出现拒日救国热潮，革命党内随之出现停止革命，一致对外的意见，同时还出现了黄兴等争取日本援助，企图乘机革命的传言。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通电，否认自己有所谓“乞援思逞”、“假借外力” 的想法，宣称：“一族以内之事，纵为万恶，亦惟族人自董理之。依赖他族，国必不保。”黄兴等声称：“今后如非社会有真切要求，决不轻言国事。今虽不能妄以何种信誓宣言于人，而国政是否必由革命始获更新，亦愿追随国人瞻其效果。”黄兴等并称：“兵凶战危，古有明训，苟可以免，畴曰不宜！重以吾国元气凋丧，盗贼充斥，一发偶动，全局为危，故公等畏避革命之心，乃同人之所共谅。”这一通电报虽以“告国人”的形式发表，但明确宣示了和孙中山当时一系列方针、政策的对立。

1905年底，同盟会机关报《民报》的同仁在日本东京的合影。前排右二陈天华、右三黄兴，后排左一宋教仁。

黄兴等人通电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应。3月10日，中华革命党党务部发表第八号《通告》，批评黄兴等人“恐受借寇复仇之嫌而自供二次革命有罪（认革命为罪而不认私逃为罪）”。这里显指黄兴。13日，日本《大阪每日新闻》以《归顺革命党的宣言书》为题摘要发表了黄兴等人通电，声称“被袁总统怀柔，相率归顺的黄兴、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寄给上海、北京主要报纸一份宣言书”。同日，并以《革命党陆续归顺，仅余孙逸仙一派》为题发表消息称：袁总统收买革命党，近来着着奏效......连黄兴、李烈钓、柏文蔚等革命党中的第一流人物也已发表宣言书，堂堂归顺。主要的归顺者为军人派，人们称为革命创始人的孙逸仙、陈其美等领袖依然不肯归顺，正不断鼓吹日中提携论。

1911年12月26日，孙中山与黄兴等召开中国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

同文并引述了孙中山对记者的一段谈话：此次归顺袁氏的革命党人主要为军人派。彼等疏于世界大势，不能明察将来的必然结果，过分夸大日本对华要求，视为不利于中国......就彼等变节一派之私情而言，有可同情之处，但相信此等薄志弱行之辈与我等同志分手，乃他日实现伟大目的之好机会。日中两国立国于亚细亚，倘不能相互提携，则难以与列强共存于竟争场里。

袁世凯在河南老家项城隐居时的照片

仔细研究上述报导，可以看出，宣布黄兴等归顺袁世凯的并不是孙中山，而是《大阪每日新闻》驻东京的记者，黄兴等人的通电反对“激进”，主张暂停革命，但是通电称：“至今空尸共和之名，有过专制之实”，又称：“今吾国不见国家，不见国民，而惟见一人。”这些，都是对袁世凯的尖锐批判，其维护共和的立场仍然是坚定的，因此，《大阪每日新闻》很快就发现了自己判断及所发消息的错误。14日，该报在社论中明确指出：“黄兴等虽被视为归顺派，其实决未归顺，唯于此际静观袁政府之出处而已。”该文并称：“所谓革党归顺之说，其愚亦甚哉！”同月，孙中山致函黄兴，仅称：“若公以徘徊为知机，以观望为识时，以缓进为稳健，以万全为商榷，则文虽至愚，不知其可。”同函并邀请黄兴返日。5月15日，孙中山《复伍平一函》称：“克强等持缓进主义，故猝难一致，至弟与伊私交，则丝毫无损。”态度、调子和与《大阪每日新闻》记者谈话都大不相同了。显然，这是孙中山冷静思考之后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