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韦政通先生过世前两天的谈话实况,也是他今生最后一次有关学术人生的长时间投入的谈话
最后的访谈——怀韦政通先生
8月2日下午三点半,到台湾游学的我拜访了九十二高龄的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因是旧相识(属于先生暮年在大陆讲学接引的青年学子),蒙先生热忱接待,在他家书房喝叙两小时后,两人又移席到附近的餐馆饮酒用膳至八点。当晚送先生上了出租车后依依道别,岂料竟成永诀——两晚之后先生竟意外辞世。作为晚辈后学,我应该是他生前接待最后一个访问者,言谈间还随手用手机拍了视频和录音,记录了先生最后的风神。在此将当日谈话大要记录披露,既为寄托哀思,也是自勉,更相信对读者有所裨益。
一进书房,韦政通先生就示我4月刊的《鹅湖》,说:“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鹅湖》,上面刊登了霍韬晦(1940-2018.6)生前给我的信,他当时在北京养病,口述了这封信。”接着先生展示他俩的旧照并忆述往事:霍先生是在唐君毅的鼓励下到日本研习佛学,既懂儒又懂佛,外语好,能力强,既做学问,又能办事,创办法住学会,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分院,广东也办有中学,法住会30周年庆典,开六七十桌宴席,学员都是自愿来参加、资助他。在香港这么商业化的地方,霍先生能吸引那么多的信众,真是了不起!霍先生还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唐君毅先生写信告诉他到台北的时候要找找韦政通这个人,于是两个人结识,开始超过半个世纪的深交。《法住人之歌》是韦先生写的,彼此颇感满意,短短的歌词能把法住精神表现出来:“古今”、“新旧”、“理想现实”这些人类文化基本范畴都在里面,又把“性情”这样的法住精神标志点了出来。“尊古不泥古,求新不激进”,这就是理性的态度,“我们自重,更要爱人”——“这就是霍韬晦和我的理想。中国人讲修己治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精神,但我们换一个新的词来表述。”歌词里还要求理想现实一定要平衡,“我有深意在里面:要实践,做真正的现实的工作,一定是反形而上学的。理想的根在现实,不在云端。这就是要翻转形而上学,才能开出实践。”他强调儒家如果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只会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也是他对牟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一贯批评。
“霍韬晦这封信,对世界局势、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悲观”,韦先生认为很难答复,但霍太太以及学生都希望他能回应,“我下个月会回一下,他们来访时让带回去。”没想到来不及答复,韦先生也魂归道山了,留下一桩未了公案,令人唏嘘。
由信而谈到生死态度,韦先生说最佩服的是明儒罗近溪,因为他践履笃实,能预知时至,自作主宰,他那句“仲尼临终未免叹口气”道出了古往今来一切理想主义者的悲愿,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深刻认识。一个有性情、有理想的人对现实永远是不乐观的,因为人心人性终没法彻底改变。霍韬晦先生可以说也是临终叹口气,道出他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古代大儒里,韦先生的精神偶像是王船山,在早年山居苦读、靠吃水泡馒头、野木瓜充饥的日子里,韦先生靠船山坚贞艰苦的精神来感召、勉励自己熬过难关。
先生念念不忘唐、牟、徐诸前辈儒者在学问人格上的感召与提携,尤其是徐复观先生,为后辈树立了发奋勤学的榜样,还为他找工作四处请托,最是感恩。
因今年是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有学生的论文研究梁先生,我就特意提问他在1988年5月拜访梁先生的情况。韦先生谦虚地说:“台湾学界我是最早写论文研究梁漱溟的,梁也看过我的论文,知道我。美国学者艾恺曾经张灏的介绍还来访问过我。但说实话我做得不算认真细致。我见梁先生那会儿他已经住院卧床了,还连说了三句‘对不起’,也没法说什么了。”
酒桌上韦先生月旦人物、自叙平生更是痛快,同时也毫不掩饰他思想里活跃的矛盾:一方面他坚定地批判、反省儒家与传统文化,诸如对现实政治权力运作的无知、对人性阴暗面认识肤浅、泛道德主义以及对佛老的蔑视,乃至直言“传统的思想在现代没有什么价值,最多是历史的价值”,这些都不出“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窠臼,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他又身体力行地“活化”着先贤的教诲——坚持做修养功夫,关注世道人心,学不厌、诲不倦,用自己的生命在体证为己之学、身心转化之学。他自己也承认:“新儒家的教养,把我的生命安顿下来,潜在的一点叛逆,加上一点新知的刺激,终于使我迈向‘思想探险’的长征。”(《九十感言》)也许正是这种矛盾,激发着他一生饱满的创造力,直至耄耋之年还能保持雄健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他的书桌,似乎永远一尘不染,平日用放大镜读书,读书笔记一大叠,密密麻麻的字因年迈手颤而有些扭曲,但工工整整,一边是原文提要摘录并注页码,一边是红字写上自己的看法。他边展示边笑称:“我这样用功可以做博士论文了。”并感慨这些年读了两百多本书,满足了求知欲,“真是思想换了血。”印证了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的话:“我这八年来创造了另外一个人生。”他自十几年前太太去世就独居,生活作息极其规律:每日五点半起床后就练养生气功一小时,早餐吃芝麻包子、鸡蛋、配牛奶麦片和香蕉,之后就在书房用功读书,所读的大都是心理学、人物传记、人类学、医学方面的书,他自称与过去的中国思想研究一刀两断,吸取现代新知,感觉思想换了血。十一点半午餐,他只吃水果,午休一小时后是接待访客或继续工作,下午五点又运动一小时,晚餐是面条煮肉汤(每周末先生的家人就炖好肉汤存放冰箱里)。晚饭后散步、自酌金门高粱看电视新闻,十点半准时睡觉。十年如一日,近乎严苛。通过这样的身心修炼,祛除了原有的手颤、耳聋等衰病,容光焕发,造就了身心康健的晚年。他饶有兴致地为我演示耳目按摩和吐纳,殷切勉励练功一定要坚持,并把坚持养成习惯,在习惯里享受一种自得之乐。他说:“希腊神谕说‘认识你自己’,其实认识自己应该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学会独处,学会与自己的身体对话。在与身体的对话里你会发现内在的世界无比自足充足,这是儒家‘反求诸己’的传统。唐君毅先生说得好——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远远大于外在的世界。”
韦先生去世这一个多月来,我不时遐思,回顾他的一生,也回味那晚的酒。唁电、悼念文字纷沓而至,或冠他以“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民主斗士”甚至是“国学大师”的称号,但按我的理解,他是一位至死不渝“走自己的路”、“活出自我”的真正的人!
最后,谨奉挽联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吧:“深思力行,证生命智慧原不老;寻幽探微,发理想光辉益无穷”。
韦政通先生在书房,让我给摆拍一张
韦先生爱干净,书桌整洁有序。
韦先生的读书笔记
先生最后这顿酒,我将铭记终生
晚饭后让服务员照的合影。先生去世后,数码相机里众多近年来的照片,这是最后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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