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韦政通先生过世前两天的谈话实况，也是他今生最后一次有关学术人生的长时间投入的谈话

最后的访谈——怀韦政通先生

8月2日下午三点半，到台湾游学的我拜访了九十二高龄的著名学者韦政通先生。因是旧相识（属于先生暮年在大陆讲学接引的青年学子），蒙先生热忱接待，在他家书房喝叙两小时后，两人又移席到附近的餐馆饮酒用膳至八点。当晚送先生上了出租车后依依道别，岂料竟成永诀——两晚之后先生竟意外辞世。作为晚辈后学，我应该是他生前接待最后一个访问者，言谈间还随手用手机拍了视频和录音，记录了先生最后的风神。在此将当日谈话大要记录披露，既为寄托哀思，也是自勉，更相信对读者有所裨益。

一进书房，韦政通先生就示我4月刊的《鹅湖》，说：“这是我今天刚刚收到的《鹅湖》，上面刊登了霍韬晦（1940-2018.6）生前给我的信，他当时在北京养病，口述了这封信。”接着先生展示他俩的旧照并忆述往事：霍先生是在唐君毅的鼓励下到日本研习佛学，既懂儒又懂佛，外语好，能力强，既做学问，又能办事，创办法住学会，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有分院，广东也办有中学，法住会30周年庆典，开六七十桌宴席，学员都是自愿来参加、资助他。在香港这么商业化的地方，霍先生能吸引那么多的信众，真是了不起！霍先生还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唐君毅先生写信告诉他到台北的时候要找找韦政通这个人，于是两个人结识，开始超过半个世纪的深交。《法住人之歌》是韦先生写的，彼此颇感满意，短短的歌词能把法住精神表现出来：“古今”、“新旧”、“理想现实”这些人类文化基本范畴都在里面，又把“性情”这样的法住精神标志点了出来。“尊古不泥古，求新不激进”，这就是理性的态度，“我们自重，更要爱人”——“这就是霍韬晦和我的理想。中国人讲修己治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是儒家的精神，但我们换一个新的词来表述。”歌词里还要求理想现实一定要平衡，“我有深意在里面：要实践，做真正的现实的工作，一定是反形而上学的。理想的根在现实，不在云端。这就是要翻转形而上学，才能开出实践。”他强调儒家如果只是书斋里的学问，只会离现实越来越远——这也是他对牟先生为代表的现代新儒家的一贯批评。

“霍韬晦这封信，对世界局势、对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悲观”，韦先生认为很难答复，但霍太太以及学生都希望他能回应，“我下个月会回一下，他们来访时让带回去。”没想到来不及答复，韦先生也魂归道山了，留下一桩未了公案，令人唏嘘。

由信而谈到生死态度，韦先生说最佩服的是明儒罗近溪，因为他践履笃实，能预知时至，自作主宰，他那句“仲尼临终未免叹口气”道出了古往今来一切理想主义者的悲愿，这是对人的生命的深刻认识。一个有性情、有理想的人对现实永远是不乐观的，因为人心人性终没法彻底改变。霍韬晦先生可以说也是临终叹口气，道出他自己真实的想法。

在古代大儒里，韦先生的精神偶像是王船山，在早年山居苦读、靠吃水泡馒头、野木瓜充饥的日子里，韦先生靠船山坚贞艰苦的精神来感召、勉励自己熬过难关。

先生念念不忘唐、牟、徐诸前辈儒者在学问人格上的感召与提携，尤其是徐复观先生，为后辈树立了发奋勤学的榜样，还为他找工作四处请托，最是感恩。

因今年是梁漱溟先生逝世三十周年，有学生的论文研究梁先生，我就特意提问他在1988年5月拜访梁先生的情况。韦先生谦虚地说：“台湾学界我是最早写论文研究梁漱溟的，梁也看过我的论文，知道我。美国学者艾恺曾经张灏的介绍还来访问过我。但说实话我做得不算认真细致。我见梁先生那会儿他已经住院卧床了，还连说了三句‘对不起’，也没法说什么了。”

酒桌上韦先生月旦人物、自叙平生更是痛快，同时也毫不掩饰他思想里活跃的矛盾：一方面他坚定地批判、反省儒家与传统文化，诸如对现实政治权力运作的无知、对人性阴暗面认识肤浅、泛道德主义以及对佛老的蔑视，乃至直言“传统的思想在现代没有什么价值，最多是历史的价值”，这些都不出“后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窠臼，另一方面在行动上他又身体力行地“活化”着先贤的教诲——坚持做修养功夫，关注世道人心，学不厌、诲不倦，用自己的生命在体证为己之学、身心转化之学。他自己也承认：“新儒家的教养，把我的生命安顿下来，潜在的一点叛逆，加上一点新知的刺激，终于使我迈向‘思想探险’的长征。”（《九十感言》）也许正是这种矛盾，激发着他一生饱满的创造力，直至耄耋之年还能保持雄健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他的书桌，似乎永远一尘不染，平日用放大镜读书，读书笔记一大叠，密密麻麻的字因年迈手颤而有些扭曲，但工工整整，一边是原文提要摘录并注页码，一边是红字写上自己的看法。他边展示边笑称：“我这样用功可以做博士论文了。”并感慨这些年读了两百多本书，满足了求知欲，“真是思想换了血。”印证了他一见面就对我说的话：“我这八年来创造了另外一个人生。”他自十几年前太太去世就独居，生活作息极其规律：每日五点半起床后就练养生气功一小时，早餐吃芝麻包子、鸡蛋、配牛奶麦片和香蕉，之后就在书房用功读书，所读的大都是心理学、人物传记、人类学、医学方面的书，他自称与过去的中国思想研究一刀两断，吸取现代新知，感觉思想换了血。十一点半午餐，他只吃水果，午休一小时后是接待访客或继续工作，下午五点又运动一小时，晚餐是面条煮肉汤（每周末先生的家人就炖好肉汤存放冰箱里）。晚饭后散步、自酌金门高粱看电视新闻，十点半准时睡觉。十年如一日，近乎严苛。通过这样的身心修炼，祛除了原有的手颤、耳聋等衰病，容光焕发，造就了身心康健的晚年。他饶有兴致地为我演示耳目按摩和吐纳，殷切勉励练功一定要坚持，并把坚持养成习惯，在习惯里享受一种自得之乐。他说：“希腊神谕说‘认识你自己’，其实认识自己应该从认识自己的身体开始。学会独处，学会与自己的身体对话。在与身体的对话里你会发现内在的世界无比自足充足，这是儒家‘反求诸己’的传统。唐君毅先生说得好——人类内在精神世界的丰富远远大于外在的世界。”

韦先生去世这一个多月来，我不时遐思，回顾他的一生，也回味那晚的酒。唁电、悼念文字纷沓而至，或冠他以“思想家”、“自由主义者”、“民主斗士”甚至是“国学大师”的称号，但按我的理解，他是一位至死不渝“走自己的路”、“活出自我”的真正的人！

最后，谨奉挽联以表达对先生的怀念吧：“深思力行，证生命智慧原不老；寻幽探微，发理想光辉益无穷”。

韦政通先生在书房，让我给摆拍一张

韦先生爱干净，书桌整洁有序。

韦先生的读书笔记

先生最后这顿酒，我将铭记终生

晚饭后让服务员照的合影。先生去世后，数码相机里众多近年来的照片，这是最后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