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十三年，明太祖朱元璋以宰相胡惟庸谋反为借口，废除自秦朝创立而绵延近1400年的宰相制度。宰相制度并非只有宰相一个人，宰相之下有一庞大机构，维系着帝国官僚机制的运转。简单地说，若无必要，全国大小事务宰相基本可自行裁决，而无须向皇帝报告。宰相制度类似今天的国务院，负责全国政务，而皇帝则像国家主席，只有在必要时介入具体事务。

朱元璋废除宰相后，六部直接对皇帝一人负责，但国事繁杂皇帝精力有限，不得不另设机构，辅助皇帝处理政务。于是，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创立内阁，阁臣官正五品，作为皇帝的顾问。与宰相比较，内阁大学士官品低，且其职责仅备顾问而已，无权过问六部事，但随着时代变迁，内阁大学士的地位不断凸显，权力持续扩张，直到万历时期，张居正成为内阁首辅，内阁权力涨至极点，首辅似于真宰相。

张居正，湖北江陵人，自幼聪颖，长得眉目清秀，长长的胡须直到腹部，《明史》言：“（居正）勇敢任事，豪杰自许。然沉深有城府，莫能测也。”对其品性的把握十分精炼。

张居正之所以能成为明代首屈一指的权臣与他的高情商有关。嘉靖末年，内阁首辅严嵩与次辅徐阶关系不好，两人却都十分看好还未进入内阁的张居正，一方面是因张居正的确有才华，但更主要还是因他总能把人情世故与坚持原则处理得恰到好处。别人都谄媚权相严嵩，张居正却敢为徐阶说好话，并能将理由娓娓道来，语气平顺而认真，使得严嵩对他另眼看待。冯保是万历初期的大太监，负责照顾、管教年幼的万历皇帝，深得太后的信任。万历初，张居正正是在冯保的支持下，击败高拱顺利成为内阁首辅。即便如此，并不意味着他就会对冯保言听计从。一次有几个小太监侮辱给事中（明代中央负责监察、进言的官员），张居正一方面只处理带头闹事的，给足冯保的面子，一方面又语气中肯地说服冯保管好太监，使其不要干预朝政，由于分寸拿捏的很到位，张居正获得冯保的钦佩，成为他坚定的政治盟友。

张居正富有政治才干且勇于任事，因此在隆庆年间刚入内阁，资历为阁臣中最浅时，他就获得比其他阁臣更大的权威和尊重，“间出一语辄中肯，人以是严惮之，重于他相”。

明穆宗在位时，张居正曾上疏指陈时弊，提出六条改革措施，但并没得到严厉的贯彻。神宗即位后，居正成为首辅且兼着小皇帝老师的身份，权势无人可及，终于可以全面改革。他改革的核心为二：一是加强对官吏的考核，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为主，为官僚系统注入活力，以前朝廷政令往往得不到认真实施，现在“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二是经济上实行开源节流。一方面通过广开互市、改革税制以开源，一方面号召节俭以节流，于是国用富饶“太仓粟充盈，可支十年”、“太仆金亦积四百余万”。

在张居正主政时期，边疆军政也得到极大改善，东北地区用李成梁镇戍女真各部，又重用戚继光守蓟门，二人皆建立卓越功勋，成为一代名将，这与居正知人善任密不可分。所以《明史》评价道：“居正喜建竖，能以智数驭下，人多乐为之尽。”

改革能够取得成功，前提条件是改革者有贯彻改革方案的权力，张居正之所以超越前人，不仅与他个人才干、性格有关，也是时势所造就。他缝上幼年皇帝，后宫两太后又如此明事理，几乎无条件地支持他。

当然，内阁在明朝并非法定机构，阁臣无权干涉六部事务，张居正所作的一切难免涉嫌“擅权”，这在他死后得到了清算。

万历十年，张居正病死，不久言官开始弹劾他，居正被夺爵抄家，张氏一门数人牵累而死。当然，在君主专制的时代，臣子的升降荣辱皆由皇帝喜好决定。张居正之败，实际上是万历皇帝对其积怨的集中爆发。万历帝十岁继位，到二十岁居正死、自己亲政这段时间，一直受到他的老师——居正的严格督导。万历帝本性贪婪又爱花钱，居正每每劝他节俭，有过则训斥，他只能吞声。“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于是帝甚惮居正。及帝渐长，心厌之。”居正一死，他终于开始报复。当然，亲政伊始，他也需要借此树立个人权威。

参《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江陵柄政》《明史》卷二百十三《张居正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