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著名华人历史学家唐德刚认为，顾维钧只能算是近代以来最杰出的“半个”外交家。正是这特殊的“半个”外交家，在民国政坛上几乎始终屹立不倒，时间长达半个世纪。在国力衰微的大背景下，尽管其个人努力有时显得有些苍白，但放眼近代中国外交史，仅就所付出的心血和获得的成果而言，顾维钧绝对是难以超越的。

顾维钧第一个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

话说1922年参加完华盛顿会议后，风光无限的顾维钧回国述职，按他本人的设想，接下来其实是希望继续从事自己的老本行，回到伦敦担任驻英公使兼驻国联代表，却不料竟阴差阳错地进入了北洋政府的权力中枢，在北京一待就是7年的光景，成为北洋政坛上著名的“不倒翁”。而地处铁狮子胡同5号的那座豪宅，则成为他这段传奇政治生涯的见证者。

简要回顾一下顾维钧在这一时期的政治履历，我们不禁会感叹他的际遇实在令许多同行羡慕呀！

从1922年到1928年间，顾维钧先后在七届内阁中出任外交总长，两度出任财政总长，并两次代理内阁总理，一次实任内阁总理和北京政府3人摄政之一，堪称北洋时期最风光的政坛“不倒翁”。

顾维钧

众所周知，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军人干政成为北京政治生活中的常态。内阁作为北京政府的最高行政机构，不仅掌握着中央财力的分配权和地方督军、巡阅使的任命权，且作为正统的合法性来源，成为军阀竞相角逐的竞技场。在此情形下，如果没有实力的保障，任何政客都随时会面临“下课”的危险。

据统计，1916-1928年期间，北洋政府的内阁变更了37次，改组24次，有26人担任过总理，此外还有4个摄政内阁在短时间内行使了执政权，任期最长的17个月，最短的仅两天，阁员的变动更是如走马灯般变动，当时政坛动荡混乱的局面可见一斑。正因如此，当时的舆论界就讽刺历届内阁为“妾妇内阁”。

那么，一介书生的顾维钧，作为纯粹的“技术官僚”，他是如何创造个人政坛奇迹的呢？

有一点自然很重要：在那个国力虚弱的年代，外交事务始终是北洋政府的头等大事，而顾维钧恰恰又是享有国际威望的外交家。巧合的是，自从华盛顿会议结束之后，顾维钧、颜惠庆、王宠惠、施肇基、王正廷等英、美留学背景的外交家纷纷投身政坛，开始在国内谋求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顾维钧

他们一改此前外交家只在国外任职的局面，力求通过直接参与国内中央政府的政治决策来实现其外交理想，并进而通过外交来谋求国家的发展和进步，因此被国内舆论归为“外交系”。而在“外交系”诸人中，顾维钧无疑又是最成功的。

由于他的外交才干、学者风度和超党派影响力，加上其一向以对外大局为重，稳健自重，周旋有方，具有政治家的独特风范，故能长立政坛。顾维钧历经袁世凯、黎元洪、冯国璋、段祺瑞、曹锟、徐世昌、张作霖各期北京政府，以及各届内阁，总能身居要职，在各派斗争中始终吃得开，玩得转，可谓不折不扣的官场“不倒翁”。

不过多年以后，当有人向他请教为何能在风雨飘摇的北洋政坛角逐中左右逢源而官运亨通时，他却淡定地回答说：“问题很简单，我从不介入派系之争。我的活动纯以国家民族利益为依归。凡是有益国家的事，我必尽绵薄之力。反之，有害的事，我宁愿挂冠而去。”

从顾维钧晚年的回忆来看，无论是同北洋时期哪一届“国家领导人”之间，他都基本能保持较为融洽的关系。那些在我们想象中祸国殃民的粗鄙武夫，却对外交家顾维钧礼敬有加。因此即便在后世历史评价再低的军阀，他都能在其身上发现闪光与可爱的地方。做人如此，难怪顾维钧能创造政坛“传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