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阜阳”和“颍州”，都是我们城市广受认可的名称，然而从历史上看，这两个名称的范畴却大为不同。其一、“颍州”之名使用时间长，从公元6世纪南北朝时期开始，至今沿用了一千多年，而“阜阳”之名使用时间短，从清代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才被皇帝赐作城市名称。其二、从行政级别看，最初的“阜阳”只是“颍州府”下属的县级区划，时至今日，“阜阳”后来居上成为地级市，“颍州”反而成了县级区划。

“阜阳”和“颍州”的关系，特别是“阜阳”设立的渊源，前人作过很多细致研究，主要依据是明、清两代编纂的颍州志书，特别是乾隆年间《颍州府志》和道光年间《阜阳县志》，一定程度上解释了“阜阳”设立的原因。但是，地方志书受到时代、体例和选材范围的制约，并非最理想的历史材料。随着清代有关文献的整理，一些更原始、更直接的资料得以面世，让我们有机会对“阜阳”设立的来龙去脉，进行更加细致的解读。

探寻“阜阳”设立的原始材料

说起“阜阳”的设立，首先得说“颍州”地位的提升。明末清初，颍州隶属凤阳府，大致相当今天的县级市；清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颍州升为直隶州，大致相当今天的省管县级市；雍正十三年（1735年），颍州升为颍州府，终于达到今天地级市的地位，统辖亳州、蒙城、太和、颍上、霍邱五个县级区域，并以先前颍州直隶州的区划，设置了新的县级行政单位，由皇帝赐名“阜阳”。

由此可见，“颍州府”与“阜阳县”，几乎是同时设立的。颍州由县级“直隶州”升格为地级市的“府”，既是县级“阜阳”设立的原因，也是阜阳发展历史中的关键一步。关于这段历史，乾隆年间编纂的《颍州府志·舆地志·沿革》作了如下记载：

颍州改府缘由，雍正十三年八月初十、十二日，吏部咨开文选清吏司案呈吏科抄出，升任安徽巡抚王纮等题前事。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会议，得升任安徽巡抚王纮等疏称“上江之直隶颍州，界接豫省，地方辽阔，钱谷而外刑名事件数倍他属，即本州地方之事尤虑竭蹶不遑，何能再顾属邑，似应将颍州升为府治，设立知府一员，附郭添设知县一员，即以颍州原治地方为新县管辖。”“又疏称，新设府名，似可仿下江徐州改府之例，即改为颍州府。添设新县，恭候钦定佳名。”

以上记载，是安徽巡抚王纮的正式上疏，又被收录入乾隆年间《颍州府志》，因此被作为颍州升格颍州府的依据，被后世史志广为引用。乍看上去，既有安徽巡抚（省长）的请示，又有雍正皇帝的旨意，还有朝廷吏部的公文，应该说是证据确凿了。然而，历史在这里开了个小小的玩笑，首先，上述引文并不是“阜阳”设立的第一手材料；第二，促成颍州由直隶州升府的关键人物，也不是安徽巡抚王纮。以上判断，是基于雍正年间行政模式和当时的公文制度，也是有确凿文献证据的。

雍正年间，中央集权空前加强，皇帝撇开六部，通过军机处直接处理军政大事。所以，军政事务往往记载于两种文件，一是权臣（总督、巡抚等）与皇帝（军机处）之间的奏折往来，二是六部公文。奏折是君臣之间对军政事务的商议、请示与回复，六部公文是对议定结果的发布。从时间上看，同一事件的奏折先于公文；从因果上看，奏折中的权衡决断是因，六部公文只是对议定事项的确认。厘清了这种关系，就不难明白，《颍州府志》引用的吏部咨文，其真实性固然毋容置疑，却也只是照本宣科的结果。

当然，乾隆年间《颍州府志》的编纂者们，所能见到的资料，也仅限于公开抄发的吏部咨文。二百多年后，随着清宫档案的整理，我们已经有条件作进一步的探寻，而雍正皇帝与臣僚的往来奏折中，刚好可以复原出颍州升府与阜阳设立的若干缘由。

关于"颍州升府"的公文梳理

在雍正十三年八月公布的吏部咨文中，使用了“升任安徽巡抚王纮”的说法，也就是说，颍州正式由直隶州升府时，王纮已经从安徽巡抚的职务上离任了。检索史料可知，王纮从安徽巡抚转任礼部侍郎的时间，不会晚于雍正十三年四月，因为当年闰四月的文献中，已经可见新任安徽巡抚赵国麟的奏折。由此推算，不迟于雍正十三年四月，时任安徽巡抚的王纮正式上疏请示颍州由直隶州升府，这也符合吏部咨文中：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四日奉旨“该部议奏，钦此”的说法。那么根据雍正年间奏折议事早于六部公文的惯例，谋划颍州升府的相关文件，一定要早于这个时间。由此检索资料可见，雍正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时任两江总督（统辖江苏、安徽两省）的赵弘恩，恰恰向雍正皇帝递交了一份关于颍州升府的奏折：

“奏为恭请圣训：事窃照直隶知州其责同于知府，本州事简民淳自可兼综，若地处边要、民刁政繁，虽有长才实难胜任。如上江（两江总督任内安徽称上江、江苏称下江）之直隶颍州，界接豫省，地方辽阔，钱谷而外刑名事件数倍他属，且俗悍民顽，正需整顿。即本州一邑之事，犹虑竭蹶不逞，何能再顾属邑？似应请将颍州升为府治，设立知府一员，附郭添设知县一员，并添佐杂首领。该府除辖附郭一县并颍上、霍邱二县外，有直隶亳州一州并所属之蒙城、太和二县，境土与颍毗连，城池相隔俱在百里内外。颍州既升为府，亳州毋庸仍设直隶，可与蒙城、太和二县均归颍州府辖，共一州五县，在知州、知县既得各办本邑事务，知府可以统率稽察、巡历整饬，于吏治民风均可望其实效。且新县附于郡城，亳州在颍之北、蒙城在颍之东、霍邱在颍之南、颍上在颍东南，而颍郡适居其中，弹压控驭似于形势亦属相宜。行据司道等议覆前来，但事关以州改府、设县添员，臣未敢据行具题。恭缮摺具奏，是否有当伏乞皇上恩赐训示，如其可行，臣当另为备晰题请，为此谨奏。”

对此奏折，雍正皇帝的朱批是“具题奏请。”（同意以公文上报），然后才有了安徽巡抚王纮的上疏。而且根据疏文不难看出，王纮对于上司两江总督赵弘恩的文章，可以说是亦步亦趋，大同小异进行了引用。至于安徽巡抚王纮和两江总督赵弘恩之间，对此事是否有更先一步的沟通，目前暂无资料查证。但是，赵弘恩上奏雍正皇帝，提出建议并获得批准，对颍州升府的关键性作用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南京市长”转任“阜阳市长”

从赵弘恩奏折不难看出，将颍州从直隶州升为颍州府的主要目的，就是要加强地方治理。至于奏折中颍州“民刁政繁”、“俗悍民顽”的说法，其实也不必介怀。一来污称民众是封建官吏的一贯做派，二来颍州民风强悍由来已久，有其具体的历史地理原因。赵弘恩作为两江总督，意图整治自然分内之事，并且为此作出了积极努力。

雍正十三年四月初四，雍正皇帝原则同意颍州升格为府，并将此事交由吏部研究。一个月后的五月初八，赵弘恩又在一份关于人事安排的奏折中，对于新设颍州府的知府人选提出了建议，奏折写道：

“江宁府县诸多事，臣每办理，大半可以不用十分才干之员，查颍州民悍事繁最成为难治，见已题请该府，应□部覆议准之日，其颍州知府非卢见曾（当时正担任江宁知府）不能胜任……颍州改府议准之日，臣一并另行奏请”。

对此奏折，皇帝的朱批是“好，有旨谕部矣。”由此可见，雍正皇帝对赵弘恩是信任并且支持的。江宁府（南京）作为两江总督驻跸，意义非同一般，把江宁知府卢见曾调任到即将新升的颍州府作知府，这显然有着从“肥差”到“苦差”的巨大落差。但是为了新设颍州府的平稳过渡，为了颍州地界的长治久安，雍正皇帝坚定支持赵弘恩，将能臣卢见曾转任颍州知府。事实证明，卢见曾担任颍州府首任知府后，兴修水利，疏浚颍州西湖，很快就取得了显著的治理成效。

作者：段海博 丁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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