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新：史官演变考（修正版）

（一）

《说文》：“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

案，许君此训，本于《汉书》。《汉志》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志》之说，又出自晚周。《礼记·玉藻》：“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故史官即记事之说，历来鲜有疑之者。清季学者中，唯章学诚曾疑之。《文史通义·书教上》谓：“左史记言，右史记动。其职不见于周官，其书不传于后世，殆礼家之衍文欤。”

此疑颇有道理。案上古史职之初设，本非记事之官。试考证其演变如次。

甲骨文中，史，吏同字。案史之本音，实当读“吏”。吏即令也。吏音与令音，乃一声之转，故可通。（使字从吏，音从史，可证古史、吏音通）

商周史官本为施令使民之官。而制令书命之官则称“尹”。刘节先生说，尹字字形象手中执锲刀，甚确。尹在商周起于制命之官，司册命书记。《颂鼎》：“尹氏受王命书。”《克鼎》：“王呼尹氏，册命克。”《诗》笺：“尹氏其职掌在书王命与制禄命官。”故金文中尹又称“乍册”、“乍册尹”。尹与史同为令官。但一为制令之官（尹），一为执令之官（使）。二者有分工又近同，故典籍中尹、史常可互称，如史佚或称尹佚。但甲骨文中还有一类史官称御史(《说文》：“御，祭也。”),其职乃主持鬼神祭祀之事。在周代则称大史。除仍主祭事外（《左传·闵公二年》：“我正史也，实掌其祀。”），更主要的，是周之大史乃“正岁年以序事”（《周书·大史》）的司天之官。其职乃观测天象，制订历法，并根据天文星象，预言及占验国家大事耳。关于此点，古书中证据极多，如：

“大史主天道。”（《周礼·大史》郑注）

“大史，日官也。”（《周礼·大史》郑注）

“史官即大史，掌天文之官也。”（《后汉书·明帝纪》注）

《周礼·春官·大史》郑司农注：“大史主抱式以知天时，处吉凶。史官主知天道。”（“式”，是古代的天象仪。）

“古者太史顺时顾土，阳瘅愤盈，土气震发，农祥晨正。日月底于天庙，土乃脉发。先时九日，太史告稷曰：自今至于初吉，阳气俱蒸，土膏其动。”（《国语·周语》）

《左传·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戍朔，日有食之。……大史曰：‘在此月也，日过分而未至，三辰有灾’。”此正是大史占天之例。

《史记·太史公自叙》记迁父司马谈临终前遗言谓：

“余先周世之太史也。自上古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

又谓：

“昔在颛顼，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唐虞之际，绍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当周宣王时，失其守而为司马氏。司马氏世典周史。”

又言司马谈尝“学天官于唐都”（《天官书》谓唐都乃汉初著名占星士）。《后汉书·律历志》：“[严）光以足加置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

凡此，皆可证周代大史乃司天、掌历法、兼主占星、占日、授时之官。又司马迁著《史记》，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为目，则亦正循古代大史官之本职也。

（二）

史之所以演为记事之官，盖由两种途径。一者，殷商职官名中有乍册、诸尹。案商周之乍册、诸尹皆属内史。孙诒让《古籀拾遗下》：“内史掌册命之事，即称为作册。”郭沫若《金文丛考·周官质疑》：“作册亦称作册内史、作命内史、内史。内史之长曰内史册或作册尹，亦单称尹氏，或称命尹、令尹。”说皆极确。案史职本为令官。作册诸内史则记掌政令之官。内史居王之右，故礼书、汉志有“右史记言”之说。内史所录诸册命政令之汇编，即为《尚书》。此史官由令官转为记事官之一途。再者，大史乃主司天象、历法、授时之官，兼主以天文星象占验。其职需记录天象，并附记四季大事，即以天变验人事也。此种记录，即成《春秋》耳。古史书之所以用《春秋》称名，即因大史兼掌授史之职。故周代太史之职，实与殷商卜龟贞人之职相近。而其史辞，亦略同于卜辞。请看卜辞辞例：

“癸酉，王卜贞，旬亡咎？王占曰：吉？在十月又甲戌昧，佳王三祀。”（《续编》卷一，页五，片十）

“癸亥卜，黄贞。王旬亡咎？在九月，征人方……（《前编》卷二，页六片六）

再看《春秋经》辞例：

“十有七年春，小邾子来朝。复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秋，郯子来朝。”

“八月，晋荀吴帅师灭陆浑之戎。冬，有星索于大辰。”（《春秋》昭公十七年经）

试比较卜辞与《春秋》，可以看出，两种辞例结构近同。唯殷商之贞人，乃求之于龟卜，并刻辞于龟骨。而周之大史则求之于天道，并纪辞于竹木。而二者之记事方式却基本相同。由此亦即可解，何以《春秋》中所记天文灾异特多耳。清高士奇《左传记事本末·春秋灾异》谓：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凡纪灾异一百二十二，日食三十六，星学三也。星陨、陨石各一也。石雨七也，无冰三也；大雨震电一也，雨雷三也，大雨雹三也。地震五也，山崩一也，大水九也，有年二也，大旱二也，饥三也，无麦苗一也，大无麦禾一也。陨霜不杀草，李梅实一也，陨霜杀菽一也，雨冰一也……凡切于人事之休咎，天道之应违者，不以微而不察焉。”

由此亦可解，何故司马迁职居太史，而尝自叹“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耳”（《报任安书》）。案文、史、星、历四事，皆集于大史一职，其地位正与殷商之卜祝同。而《史记》之划时代意义，亦正因其乃是第一部由史官著成，却非附属于占星术，而以记述政治、经济、军事等社会活动，并以人物为中心之大著作也！

又，后世御史演为言官，有批评讽谏之权，然此亦仍在大史作为天官职能之演变也。

综上所述，由使令之吏，演为天官又演为记事之史，由人间，走到天上，复由天上走回人间。此即上古史官之演变过程耳。以图表之即：

（三）

明乎史官原为古之令官，则史之字形亦可得而释也。

史字字形，甲骨文书作

。

明乎史官原为古之令官，则史之字形亦可得而释也。

史字字形，甲骨文书作 。从中，从又。《说文》训史字形，“从又持中”，不误。“又”乃手形，此稍具古文字常识者皆知之。

唯史手中所执之中为何物，则聚讼纷纭。案《说文》谓：“中，正也。”此说前人均误以“中”为“矢候”，即箭靶，而纷纷致疑。按，此中、正，非矢候也。正通作钲。（中，正、钲皆一音之转。）《广雅·释器》：“钲，铎也。”钲即令铎，乃商周时代召集军旅及聚众时，传达王令之器具。郭沫若说：“钲与铎，就现存古器来看，形制相同，殆一物而二名。”“古者钲、铎为物，均轻巧，手执而鸣之。”（《文物》1964,9）《周礼·地官·族师》：“若作民而师田行役，则令其卒伍，简其兵器，以鼓铎旗物帅而至。”《文选·吴都赋》：“命官师而拥铎。”刘注：“铎，施号令而振之也。”《周礼·天官·小宰》郑注：“文事奋木铎，武事奋金铎。”关于钲铎之形制，可参看容庚《殷周青铜器通论·乐器部》文，以及马承源《中国古代青铜器》图版37（商象纹铙）。其器着木柄后，与“史”所执之“中”形完全相同。

《说文》：“钲，铙也。似铃，柄中，上下通。”又：“镯，钲也。”又：“铎，大铃也。”以是可知，钲、铎、铙、镯、铃，均为同类手执敲打响器。其作用均为国家有事时，振之以召集军队与族众。（案，铃字在金文中与令同字，不从金。《毛公鼎》则书作“铃”，正取振声发令之义）。《周礼·夏官·大司马》：“如战之阵，辨鼓、铎、镯、铙之用……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

此引文中最当注意者为末一句。群吏即群史（古文字中史、吏同字）。旗物与鼓，即旗杆上装置有鼓铎之令旗。（《毛公鼎》有“朱旂二铃”之物，《尔雅·释天》：“有铃曰旗。”）其形制今可见于晚周《水陆攻战纹鉴》图中。（参阅《殷周青铜器通论》页120，图一O四）。图上有令鼓。鼓装旗杆上，杆上有旄旌。其形制与甲骨文及金文中，史字字形或作 ，从又从

者，完全契合（字形见《毛公鼎》及《师敦》、《矢彝尊》中之史字）。正因为如此，在甲骨文中，史字之省形可与中旗之中相通假。“立史（事）”可书作“立中”。（参看《甲骨探史录》页33 1）（案，“中”字字形，唐兰先生释作军帜中央所立令旗，甚近古意。唯未察令旗配铃鼓，故所释“中”之字形，未尽允当。）

准此，即知“史”之本义，当为“使”，即授令使人之官吏也。其字形，象手中执令钲，或执令铎，或执令旗之形。在甲骨文中，史字或用作官名，或用作使事使令之使。周金文中，有“王呼史戊册令吴”（吴彝），“王呼史年册令望（望簋）”等，可知史官仍兼令官。亦是本文所论之佐证。

《大戴礼·五帝德》谓帝颛顼“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此所执之中，亦正是令铎也。

（原载《诸神的起源》，何新著，三联书店，1986年版。编校：黄世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