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禧攻略》让“大猪蹄子”乾隆帝与“白月光”孝贤皇后富察氏的爱情成为公众的焦点，与此同时，乾隆十三年皇帝施政方针的重大转向问题也得到了一些历史爱好者的关注。

事情大概是这样的。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一改此前十三年的宽厚仁慈之相，借孝贤皇后富察氏丧仪之机，大肆整治官场，处罚各级官员，牵连者不计其数，这阵血雨腥风差不多一直延续到乾隆二十年前后才算落幕。

对于这件史事，大家热议良久，其观点主要有两种：

第一，这一年乾隆失去了很多亲人，如孝贤皇后富察氏、被寄予厚望的皇七子永琮、皇长子永璜等人，这也导致了他因悲伤过度而性情大变，施政方针由宽趋严。

第二，也有论者认为，亲人过世的痛苦在乾隆心中肯定存在，但这并不是他改弦更张的根本原因。乾隆一定是在总结了此前十三年宽政的弊端后，才借孝贤皇后丧仪之机发难于官僚机构，这一年的官场风暴也就此成为乾隆施政方针的重大转向。

达摩君却觉得，乾隆十三年的官场风暴正是他施政方针的集中体现，根本算不得什么重大转向。因为终其一生，乾隆都是这样做的。

​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之前，乾隆为了弥补雍正朝激烈政争带来的伤痕，确实行了很多仁政，包括给八叔胤禩等人恢复名誉，对臣子们也大多示之以宽，比如对鄂尔泰、张廷玉两股势力睁一眼闭一眼等。

但随着1748年富察皇后去世，乾隆随之开始借机修理官员，整治官场。透过乾隆看似乱踹一通的大猪蹄子，我们发现，其实他对大清帝国盛世之下的隐忧看得很清楚。

首先乾隆想整治的是失礼。因为礼不端正，则尊卑不分，最终影响的是皇家的威仪和皇帝的威权，不利于君主专制的伸张。比如在皇后丧仪上，皇长子永璜因为不是富察氏所出，感情不深，故未展示出悲伤之情，被乾隆训斥，连带着和亲王弘昼、大学士来保以及侍郎鄂容安也被罚俸三年；此外，按照清朝礼制，皇后去世，外省官员应上折奏请来京奔丧，一般属表面文章，时间久了许多官员就淡忘了。但这次乾隆却借富察氏之死发难，以未上折奏请奔丧为由头，将两江总督尹继善、闽浙总督喀尔吉善、湖广总督塞楞额、漕运总督蕴著、浙江巡抚顾琮、江西巡抚开泰、河南巡抚硕色、安徽巡抚纳敏等53名官员分别处以降二级留任的处罚。

除了端正尊卑，乾隆第二个想要整治的就是官僚机构的懒政之风。比如翰林院因将皇后册封文书中的一些字句错译，乾隆遂将主管翰林院的刑部尚书阿克敦处以斩监候，随后他又迁怒于刑部官员，刑部全堂几乎均遭到革职留任的严肃处罚。还有：工部侍郎索柱因办理皇后册宝不敬， 降三级；光禄寺卿增寿保、沈起元、少卿德尔弼、窦启瑛因置办丧礼不周，被降级调用；礼部尚书海望、王安国因册封皇后谥号出错，被降两级留用，其余堂官也都受到了相应处分。由此可见，乾隆虽然只是抓了关于丧礼的几个文书、册宝、谥号、祭礼的问题，但实际上它确实反映了当时整个官僚系统敷衍塞责和懒政怠政之风。

​最后，乾隆担忧的还有一个敏感问题，那就是忘本，即忘记了作为一个满洲人和满洲奴才所应尽的本分，主要集中在处置丧期剃发的问题上。按满洲旧俗，国丧后百日不得剃发，但在富察皇后丧事期间，乾隆发现有很多人仍在剃发，其中不乏高官。由此，比如湖广总督塞楞额、湖南巡抚杨锡绂、湖北巡抚彭树葵等人遭到了处罚。说到底，乾隆并不仅仅是为了揪出几个剃发的，而是要借此事强化满人的民族认同，更深层次的可能还有对汉化的排斥。

由此，乾隆的整治方向开始超越皇后丧礼的范畴，这一阵官场风暴刮向了对他威胁更大的那些位高权重者。军机大臣讷亲因四川战事中节节不利，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被命自尽而死。乾隆十五年（1750年），三朝老臣张廷玉被罢配享，命回籍，并尽缴颁赐诸物。倒霉的还有高斌，皆因乾隆十八年（1753年）下属侵吞治河帑银，而被绑赴刑场观斩，却又不事先告其是观斩，竟被吓得几乎昏迷，与乾隆二十年（1755年）死去。

除此之外，乾隆还大举治贪。对于查出亏空的官员，必须用自家财产补上，如没补上，挪用超一千两，贪污超八十两就要杀头，颇有乃父雍正皇帝的风范，一时间人人自危。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乾隆的这一严苛之政并没有继续延续，而是在乾隆二十年左右的时候逐渐平静下来了。此后清政府治下的中国进入到了所谓的盛世，官僚机构也渐渐遗忘了曾经的血雨腥风和噤若寒蝉，直到二十年后的乾隆三十三年，也就是1768年。这一年，乾隆再次毫无征兆地掀起了一番官场风暴，这就是鼎鼎大名的“叫魂”案。

“叫魂”案的起因，是有人传言几个浙江石匠能通过打桩来摄取活人魂魄的妖法，又经各种传谣，变成通过剪人发辫和衣领来摄取魂魄，随后谣言从江南地区迅速蔓延到山东、河北、山西、陕西、湖北、湖南等地，并冒出来若干个实施妖术的僧人、道士及秘密组织，但最终结果却很荒诞：原来是有人嫉妒最初的那几个浙江石匠抢了他们修筑水门的招标机会，才故意编造谣言中伤。

对于这样一场荒诞事件，乾隆却从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利用“朱批”这种非正式的权力形式，采用恫吓、挖苦、催促、训斥等各种辞令，几乎牵动着全国十几个总督、巡抚级高官，还有傅恒、刘统勋等几位军机大臣，逐一戳破他们敷衍塞责、事不关己、推三阻四的官场老油条心态，让他们个个为了追剿叫魂案元凶而疲于奔命，上紧发条。在案件进行中和结案后，乾隆又借机处置了一大批高官，如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彰宝、安徽巡抚冯钤、浙江巡抚熊学鹏、山东巡抚富尼汉、前江苏巡抚明德、山西巡抚苏尔德等，不少州县一级官员也受到了牵连。

​通过对两次乾隆朝官场风暴的梳理，我们可以发现，乾隆十三年的事件绝不是什么施政方针的转向，更不是什么性情大变，这其实就是乾隆一以贯之的施政方针：

将严苛与宽松交替进行，每隔二十年就对官场进行一次大整顿，制造一次恐惧，以克服官僚机构的集体性失控，伸张专制权力。

而且乾隆高明之处在于，他每制造一次恐惧，后面都伴随着一段宽松期，恐惧本身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过去，但记忆却多少能够沉淀在人的潜意识中，令其不怒自威。

这就是乾隆帝统治的奥秘所在。

那么有人会问，再过二十年呢，到了乾隆五十三年，也就1788年的时候，好像他再没掀起什么惊涛骇浪了。

对啊，即便是再厉害的帝王也会老，乾隆也不例外。实际上，自乾隆四十一年他任用和珅为军机大臣开始，他就老了，累了，想开了，得过且过了。后面的事，毕竟还要后人去做。

​或许对于历史来说，乾隆的这一决定其实真的还不算太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