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仲昭像

黄仲昭（1435—1508），原名黄潜，以字行，号未轩，又号退岩居士，明兴化府莆田县东里人（今莆田市城厢区英龙街东里巷），明成化二年（1466年）擢罗伦榜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成化三年（1467）因与章懋、庄昶同上《谏元宵赋烟火诗疏》进谏被廷杖，贬为湖南湘潭知县,名重京师，时称“三君子”，并与直言被谪的罗伦合称“翰林四谏”。他历官翰林编修、江西提学佥事等职，以士节与史著名世。

黄仲昭无意仕途，多次以病请退，在莆田县城南门外的霞皋村（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修筑“俱乐亭”，躬耕陇亩，过着“朝课耕桑夕校书”的清苦生活，纂写出福建第一部省志——《八闽通志》，后又与周瑛合作，在南山广化寺修纂《兴化府志》54卷。他所修的史志，跨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为人所用。

直谏被贬

黄氏大宗祠

黄家世代宦绅，家学渊源深厚，居官立身廉约恭慎，学问文章，世济其美，系莆阳望族。黄仲昭祖父黄寿生，字宏中，系唐代“福建文坛盟主”、闽中“文章初祖”、御史黄滔十五世孙，他是明代莆田县黄氏第一位解元，永乐六年（1408）再试京闱第一，第二年登进士第，选翰林庶吉士。父亲黄子嘉，明成祖永乐间进士，有孝行，举荐为训导，担任河北束鹿知县，后官至翰林检讨。黄仲昭晚年曾致书侄孙黄希武、希英，勉励他们“强学问、明义理以应务，攻文辞以润身，慎言语、择交游、端趋向，务置其身于无过之地。至于官之崇华，禄之厚薄，则一听于命而顺之，庶可以承藉祖宗之余庆（余泽），而永长弗”，体现他对家族清风世代相承的重视。

正是在好家风的作用下，黄仲昭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少年的黄仲昭就已经博览群书，“性端谨”，“年十五、六即有志正学”，青年时便有志于史学。天顺三年（1459），黄仲昭考取福建乡试第六名，成化二年（1466）登进士第二甲。黄仲昭喜而咏诗《丙戍登第有作》：“经济未能攀董策，姓名深愧滥齐竽。平生一片丹心在，拟献君王赞庙谟（朝廷的国计方略）。”赐宴时又对答说“小臣未效涓埃报，但诵用诗答至仁”，抒发献身报国的丹心。

观音亭，又名紫霞堂，是黄仲昭曾经读书的地方

黄仲昭初任庶吉士，后任翰林院编修（正七品），负责修国史。在翰林院，他有机会接触官方史书、典籍和大量文书档案。他为人正直，遇事不奉承拍马，直言敢谏，不计较个人得失，被誉为“翰林四谏”。成化三年（1467），宪宗皇帝为了美化天下太平，宣扬功绩，拟借庆祝元宵大放花灯，并令翰林院诸位名流进献《上元烟火诗》。曾接触社会实际、了解民生苦难的黄仲昭，一针见血地说，这是粉饰太平，必然劳民伤财，理应停止举行。为此黄仲昭非但不愿献诗，还反对别人这样做，并不顾个人安危，给皇帝上疏《谏元宵赋烟火诗疏》，指出“烟火花灯诸诗多鄙”，劝告皇帝说：“今者两广弗靖，四川未宁，辽左虽云告捷，敌情尚难测量，江西干旱以数千里，其他灾伤之处未能悉数，虽蒙诏恤，公私匮乏，殊可寒心”，“正此陛下宵盱焦劳，两宫母后同忧之日也”，“愿端耳目之好，采刍荛之言”，“惟陛下深思力行之”。昏庸的宪宗认为黄仲昭妄言，怒气冲天，命人廷杖黄仲昭，并罢免官职，但黄仲昭不以为然。因刚介正直，黄仲昭与庄昶、辛懋一起，被人称作“三君子”。

清司执法

黄仲昭手书《唐室遗忠》

黄仲昭被贬到湖南省湘潭县担任知县，赴任途中，又改任南京大理评事。大理寺作为国家最高司法机构，主要是复核会审大要案。评事为七品司法官。黄仲昭气岸屹立，思致安详，正适合其职，“清守执法”。同科进士章懋也同任此职。

在任上，黄仲昭清正廉洁，严于自守。大理寺本有值堂守门隶卒的名额，寺官多虚报空额，分享俸饷，上下相安，习以为常。黄仲昭认为不合道义，不肯领受。评事官员纳薪者例有二人，同官援引北京大理寺之例，想要联名上请增加一人。黄仲昭、章懋以“方罪谪省过”为由不予署名，并且指出今天不署名，如果改天得到这等俸禄也不会接受。

黄仲昭复核案件，坚持法纪，公正无私。有御史官放纵子弟犯法，办案者有意包庇他，但被黄仲昭拒绝；有富家兄弟互相诉讼，经查俩家器物多是违法所得，应当没收入官，但该富民广加交游，得到庇护，又暗地里通过黄仲昭的私交，请求宽处，也被黄仲昭严拒；户部有一位属吏，被监仓上官诬陷，黄仲昭批评说“落罪下官，以奉迎大吏，吾不为也”；又有数位强盗，没有盗得财物，就绑架主妇，奸污后又将她贩卖，办案人只将首犯处以死罪，其余则以未得到财物而从轻发落，黄仲昭复核时认为，害人之罪，重于得财，予以严惩。黄仲昭执法时，对法所不允，都是反复论驳，务尽实情，所、司也多赞同其所断，使得案件终归公正。但也招致一些人的嫉恨。

请退著述

黄仲昭撰《重建均惠陂记》

成化九年（1475），黄仲昭三年秩满后升任大理寺左寺副（从六品）。成化十一年（1475），相继丁忧归里，前后守制四年，其间因患伤寒转成劳疾，延迟医治，成化十五年（1479）疾病方愈，赴京回朝，并决意请归养病，有人劝他留任，黄仲昭说：我双亲尚在时，我即不能俯身取禄奉养他们，如今已经奉养不到他们了，我更加不会索取他物了。由此可知，黄仲昭请退的决心，除了养病外，也与不甘“俯身取禄”，即坚守清节，厌恶阿谀奉承的心态有关。

成化十六年（1480），黄仲昭致仕归里，在莆田县城南门外的霞皋村（今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霞皋村）买田筑屋，修筑“俱乐亭”，课耕植木，读书为文。闲时则与田夫野老谈笑共酌，已忘官身之贵，又忘生计之贫。乡里曾经有人为私利请他疏通关节，都被拒绝。

黄仲昭居山十年，自求其乐，勤于读书著述。成化二十年（1484），应福建镇守太监陈道之请，主编《八闽通志》。他游踪极广，足迹遍及兴化，登武夷山，游朱熹讲学处，访福州，过泉州，宿漳州，一路查阅民间藏书，“旁搜博考”，详细调查了解当地历史沿革、山川、疆城、城池、风俗、古踪等，还详细记录所历、所经、所闻、所见，收集了丰富的材料。他深切感到：“闽虽为东南僻壤，然自唐以来文献渐盛，至宋大儒君子接踵而出，仁义道德之风于是乎可以不愧于邹鲁矣”。他决定将收集到的大量资料加以细致的分类，进行系统的研究，汇编成书。经过六、七年的辛勤写作，他终于写成《八闽通志》，全书共87卷，总18类42目，每一类均按省、府、州、县顺序记述，体例严谨，保存了大量的珍贵史料，为后世福建省各级方志编纂之范本。这也是福建省最早的一部省志，被《四库全书》所收集。

守志归田

《八闽通志》复印本

在纂写《八闽通志》期间，因广东提学缺员，太学生简进等人乞请朝廷起用黄仲昭，没有得到批复。直至弘治元年（1488），明君实施新政，起用天下贤材，御史姜洪奏请起用黄仲昭，认为他是饱学之士，淡于名利，安于退让，精神可嘉，应当召用。经多次礼请，弘治三年（1490），在完成编纂《八闽通志》后，黄仲昭进京入朝，孝宗要他参加修纂《宪宗实录》，由于当权者都是黄仲昭在翰林院时的同僚，对他心怀宿怨，加以阻挠，因此未能得到大用，只是出任江西提学佥事。黄仲昭虽感不遂人意，但仍尽心效职。他整顿学校，端正士风，“教人以行实为先”，抑“奔竞浮躁”之士，对纨绔子弟尤不宽待；刊刻《通鉴前锦》和《朱子纲目书法》等书；刊印发布《冠昏丧祭仪礼》。 弘治八年（1495），黄仲昭在完成考选生员职事后，因疾病缠身，连疏乞休，二疏获准。郡邑师生为其赠礼饯行，但黄仲昭一无所受。

黄仲昭回归故土后，“日事著述”，“以毕其初志”，对兴化历史怀有深厚感情的黄仲昭，又开始在故乡兴化漫游，深入进行实地考察，搜集资料。这时，进士周瑛也返回莆田。黄仲昭和周瑛志同道合，两人合作撰写《兴化府志》，共54卷，这是兴化府第一部府志。黄仲昭与周瑛同修的《兴化府志》（弘治志）是从宋绍熙间兴化郡守赵彦励主修《莆阳志》（绍熙志）310余年来的一部郡志，也是现存最早的一部郡志。《兴化府志》宣扬公忠正义、忧国忧民、仁爱宽和、诚信节义、清廉自守等优良传统和民族精神，有助于士习政风、民间风俗的养成。

晚年，黄仲昭壮心不已，他再次前往延平、邵武等地游历，接触那里的人民，考察历史遗迹，广泛搜集史料，终于写成《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共20卷）和《南平县志》，为福建和兴化人民留下了珍贵的文化遗产。宣德三年（1508）十一月，黄仲昭病卒于家，终年74岁。其墓现在莆田市城厢区华亭镇云峰村。

位于华亭镇云峰村的黄仲昭墓

史志传世

黄仲昭早年聪敏豪迈，凝远纯笃，平生刻苦为学，博览广涉，追随程朱理学，体用一贯，修身养志。居官端正直道，严于法守，忧国忧时，而为时人所忌。不论在翰苑、在法司、在提学，始终一节，虽屡受遭折，仍不改向来的志向。当年同在翰苑、后为吏部尚书的林瀚，称道他壮年时“英迈之气，高视无前。振策长驱，略不顾忌，虽触逆鳞、坠深渊，未尝少动其心。到晚年，品操之节，愈加坚定，惟义是视。一生进不求禄，退不避事。刚方而不绝物，辨论商榷，执议不让”。

黄仲昭一生著述甚丰，除《八闽通志》、《延平府志》、《邵武府志》、《兴化府志》和《南平县志》五部史志，及在江西任上，所编校、裁定的金仁山的《通鉴前编》，朱熹的《通鉴纲目书法》《大学或问》《中庸章句》《中庸或问》与冠、婚、丧祭礼仪等书外，早年谪官南都公暇，尝校定《晦庵（朱熹）朱先生文集》一百卷，增补被删事状，订正讹误，成为当时较好的一个版本。对儒学经典《周易》、《尚书》、《诗经》、《春秋》等，黄仲昭也著文论辨，对前人所论有所发挥。《孝宗皇帝实录》事目也出于其手。黄仲昭所修的史志，跨越历史的时空，至今为人所用。

黄仲昭不但是一位出类拔萃的地方史专家，还是明代文坛一位重要的诗人，他吟咏莆田农村，同情和关心百姓疾苦，一生写了大量诗词，收集在《未轩集》里，共12卷，后人评说，他的诗内容质朴，通俗易读，“和易近人”，他的文“雄浑醇雅”。《四库全书·提要》称，今观其集，虽尚沿当日平实之格，而人品既高，自无鄙语颉颃于作者之间，正不以坦易为嫌矣。”

参考《明史》及阮其山与网络相关作家的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