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代以前的成都历史，古史中记载并不清楚，唐诗人李白就已说“蚕丛和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我们今天所知的成都历史，则主要来自于常璩《华阳国志》和扬雄《蜀王本纪》。

指记载，成都地区是由蚕丛、鱼凫、开明王朝的历史相续而成。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有许多刻画鸟头纹，应是鱼凫王朝的象征。开明氏又称鳖灵，来自荆地，浮于江水，后在成都平原治水，“决玉山，民得陆处。”治水成功，因而鱼凫氏（望帝）让位于开明氏（丛帝）。留下了杜鹃啼血的传说，李商隐《锦瑟》诗说：“望帝春心思杜鹃。”

西周末，蜀王开明九世从郫县迁徙成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成都”一名即由此而来。成都羊子山土台、十二桥的“干栏”式房屋遗址、商业街船棺遗址和金沙遗址，证明古蜀人活动的中心就在成都。自古蜀王国的开明九世迁都于成都后，成都城址二千多年来未发生过变化，名称也未改变，这在中国古代城市中是十分少有的。成都城市的这种特点，与先秦时代成都平原的自然环境与城址的选择有密切关系。

郫江和流江是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后的两个分支。既是古代重要的水上交通线，在都江堰修筑后，也是重要的灌溉渠道。《史记河渠书》说：“蜀守李冰凿离堆，穿二江成都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灌，百姓享其利。”成都最早的城址，即在郫、流二江合流处，有水陆交通之便，为成都平原，北上越秦岭到关中的金牛道的起点，又能避免岷江洪水的危害。所以杜甫诗说：“蜀人矜夸一千载，洪水不近张仪楼。”就是这一情况的写照。

这一时期对成都地名的影响，首先是当时重大历史事件及历史人物的命名，如都江堰，望丛祠、五丁桥，鱼凫城。望丛祠是纪念传说中的望帝与丛帝。

望帝是鱼凫王国最后一位君主杜宇，丛帝则是望帝的大臣鳖灵，他因治水有功，被望帝禅让为王，是开明王国的第一位君主。五丁是开明王国负担筑路、修桥、建城等工程的百姓的代表。

至今仍然有若干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及文化风俗古迹地名留存。如五块石、天涯石、石笋街等。五块石、天涯石为古代蜀国的大石遗迹，由若干大石垒叠而成，学者大多解读为古代墓葬纪念标志。石笋也是大石遗迹，相传下有海眼，动之则成都平原会发生洪水。

秦汉成都的兴盛

公元前316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灭巴蜀，改蜀国为蜀郡，设成都县（县治在赤里街），作为蜀郡的治所。公元前311年，秦王接受张仪的建议，命令蜀守张若按咸阳格局兴筑成都城，城周12里，高7丈。

市区范围不大，分为东、西两部分，东为大城，郡治、是蜀太守官司舍区域，政治中心；西为少城，县治，是商业及市民居住区，商业繁盛，是经济中心所在，故成都又有“少城”之称。大城和少城共一城墉，古人称为“层城”或“重城”。张仪所筑城又称为“龟城”，据传说城垣是沿江中爬出神龟足迹而建成。龟即“鳖灵”的象征。秦城的西门城楼高达百尺（约合今30米），称为张仪楼。唐诗人岑参《登张仪楼》诗说：“传是秦时楼，巍巍至今在。楼南两江水，千古长不改。”成都秦城的南北轴线并非正对南北，而是偏于东北-西南方向，这种布局是为了顺应成都平原的河道，尤其是郫、流二江的流向，直到现在仍对城市空间布局起很大的影响。秦汉成都的西郊和南郊的郫江、流江上，架设了7座桥梁，形成北斗星的图形，被总称为“星桥”。这是秦汉城市建设的“天人合一”宇宙观的反映。这一格局或显或晦地承续了两千多年，成为中国古代城市格局定式的一种类型。

此后两千多年中，成都的城名从没变过，城址没有迁移，这在中国城市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其间“移秦民万家实之”，传入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冶铁技术，秦孝文王时（约公元前260年），李冰为蜀守，修筑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华阳国志》描述说：“灌溉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秦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成都属蜀郡，辖十二县。

汉承秦制，成都仍为蜀郡的治所。汉武帝元封5年（公元前106年）时，以巴蜀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成都成为益州刺史的治所。

在以后的两千多年，成都一直是西南地区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这一地位从未改变过。汉武帝时改筑成都城池，在原少城基础上筑南小城，与之相对的蜀王城则称为北小城，加上锦官城，三城连接成大城，称为“新城”。东汉时期，成都丝织业盛况空前，其中织锦最为著名，并设置锦官管理，其官署在城南郊，日后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也就是成都得名锦城之始。蜀锦织成后，要在城外的江水中漂洗，使其色彩鲜明，因此城南的流江又被称为锦江。唐人刘禹锡诗说：“濯锦江边两岸花，春风吹浪正淘沙。女郎撒下鸳鸯锦，欲向中流定晚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