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与家传——:文化流传的琥珀与化石
(一)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秦以前文字),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1]《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二)孙子兵法与孙斌兵法
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简牍,就是这样的一个考古奇迹。其最令世人瞩目的是《孙子兵法》与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时出土,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争论,使千年迷案一朝得解。银雀山汉墓简牍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是“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列入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录。
水中漂起竹片写着“齐桓公”
孙子兵法竹简
在临沂市南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岗,遍布一种形状似鸟雀的灌木花,每到春天便开满白色的花,因而得名银雀山。40多年前,临沂地区卫生局选中此地打算建一座办公楼,没想到却在施工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汉代古墓,并由此揭开了一桩千古迷案。
1972年4月14日,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开始这座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的汉墓,在墓坑的棺椁内发现了漆木器、陶器、铜镜、钱币等随葬品。由于墓坑内有积水,考古人员在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在不经意漂洗竹片上的泥浆后发现上面有字,在场专家仔细辨认后,看清了竹片上有“齐桓公问管子曰”几个字,兴奋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
不可思议的是,与这座汉墓仅仅相隔几十厘米,又发现了二号汉墓,同样出土了一批竹简。长期浸泡在淤泥中的竹简因联缀的编绳已朽断无存,皆散乱失次,有的简体残损严重。这批竹简被运往北京后,考古专家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稍有不慎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烂泥。在洗去水锈之后,竹简上的字迹逐渐显出,被尘封的历史重现在世人眼前。
直至1974年5月,简牍整理工作才宣告结束。当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调拨专列将这批简牍运回山东,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银雀山一号墓共发掘出竹简4942枚,长为27.6厘米的长简占绝大部分,还有长约18厘米的短简,另外发现少量“尺牍”。二号墓整理出竹简32枚,简长69厘米。简文上的书体为早期隶书,大致为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不是出于一人手笔。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没有定论,但从一号墓发现的底部刻有“司马”二字的漆耳杯上,学者推测墓主为司马氏,司马本为掌管军事之职,其后代或以其官职为氏。也有人推测墓主人或是一位藏书家。二号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视为二号墓主人的姓氏。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两座墓是夫妻合葬墓,这个说法则存疑。
终于分清了孙武与孙膑
银雀山汉墓简牍主要包括四类古书,一兵书,论政论兵之书,数术书,和其他古书。它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都提供了可贵资料。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兵书,几乎可以陈列一个兵书博物馆,银雀山汉简是目前为止国内出土兵书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考古发现。其中最令世人激动的是,《孙子兵法》与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千古论争。
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是享誉世界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但是关于作者的身份,历代学者却莫衷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孙武因其成名在吴,故称“吴孙子”。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史记》、《汉书》等均有记载,“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其广为人知的两则事例,因其成名于齐,故称“齐孙子”。因《齐孙子》不见于隋代及以后文献,关于孙武与孙膑,学者便展开了长达千年的论争。
直到银雀山汉墓简牍让《孙膑兵法》重现光华,并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才驱散了千古迷团,历史原貌不辨自明:孙武,孙膑实为两个人,且各有兵书传世。在编号为0233号的竹简上,有“吴王问孙子曰”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上,写有“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由此看来,吴王面对的孙子是孙武无疑,而与齐威王谈论用兵之策的,则是孙膑。
这个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一经发布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极大关注,并掀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新一轮热潮。鉴于其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该项考古项目被评为“新中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该项考古项目又被评为“新中国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1世纪初,该项考古项目再次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三)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小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四)状元试卷
一份明万历年间的状元试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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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年,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一赵姓人家献出了明万历年间一份状元试卷。
这份试卷是一张长、宽各约70厘米的白色折型硬纸,卷首写着考生的姓名、籍贯,后面是万历朱批,每字有约5厘米大,殿试文章约占卷面的3/5。从试卷看,这位25岁的考生赵秉忠在皇帝和9位主考官面前,不打草稿,写出2000多字,竟无错字,无一涂改,字迹清秀。试卷的试题是“论天下之政”。面对这么个大题目,考生在时间短、无资料情况下,用典自然,论证严谨,卷面上布满了主考官们表示赞赏的密密麻麻的红圈。文章在触及到当朝时弊、弱点时,仅说比洪武年间有些不足比圣明的“太祖武皇帝”治国才能差一点,这显然是明朝任何一个皇帝都能接受的。果然,赵秉忠的试卷出类拔萃,9位主考官极为满意地向皇帝推荐。万历阅后,在文章的右上方用朱笔批“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
赵秉忠官至户部尚书。后来在政见上与魏忠贤阉党发生冲突,告老还乡。离京时,他将状元卷携出,赵家一代代后人精收藏,保存至今。
(五)总兵腰牌
70多岁老头手持腰牌,考古专家要带走研究,老头一口回绝
历史真面目
8月15日
在中国明代,产生了总兵这一词汇,这一词用来代表戍守边区的统兵大将。直到清朝,这项军事制度仍然存在。
康乾盛世的时候,清朝共设置总兵83名。在战争不断发生,政治不稳定时,总兵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兵腰牌”(可以用来象征总兵身份的物件)大多不知所踪。但是,不久之前在湖南某地,一位七十几岁的老汉持有腰牌,声称自己是将门之后,这完全使很多考古专家都觉得看到了希望,立即去一探究竟。
在湖南有一个叫湘乡市的地方,这里的村子本来宁静安详,现在每天几乎都有持续不断的鸣笛声,这一切似乎被打破了。一位老人家中,每日前来的人至少有几十人,而这些人前来的原因都是那一块所谓的宝物。
这位老者的名字叫做易邵白,这是一个穿着长衫,头发胡须花白,看起来气质非凡的老人。据老人讲述,自己的祖上与曾国藩同朝为官,后成为了湘军的一员,曾与自己的湘军兄弟重创太平天国。“总兵”一职也是因为自己的累累战功二得到的,这块总兵腰牌也是由家族人代代相传,才得以保留到现在。
此牌是调遣兵力的信物,多在战时使用。这正与古代皇帝“虎符”有异曲同工之妙,总兵腰牌都为总兵贴身随带,当在上战场后,大多有去无回,最后腰牌也下落不明。
清朝有83枚总兵腰牌,但是能保存至今的又有多少呢?正是这个原因,考古专家们的兴趣也被此腰牌激发。
刚开始他们来拜访,老人还热情接待,但是时间一长,来的人太多了,而且好多人想带走研究,结果都被拒绝,易邵白老人说了一句话,“此物乃先皇所赐,交出实为不忠;且祖上相传数代,交出亦为不孝,如此不忠不孝之人,吾实不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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