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藏与家传——:文化流传的琥珀与化石

（一）竹书纪年

《竹书纪年》是春秋时期晋国史官和战国时期魏国史官所作的一部编年体通史，于西晋咸宁五年（279年），被汲郡（今河南汲县）人不准盗发战国时期魏襄王（或曰魏安釐王）的墓葬发现，亦称《汲冢纪年》《古文纪年》（秦以前文字），对研究先秦史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而且，《竹书纪年》与长沙马王堆汉初古墓所出古书近似，而竹书纪年的诸多记载也同甲骨文、青铜铭文、秦简、《系年》相类。著名学者李学勤先生说：“《竹书纪年》在研究夏代的年代问题上有其特殊意义，正在于它是现知最早的一套年代学的系统。”[1]《竹书纪年》共十三篇，叙述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的历史，按年编次。周平王东迁后用晋国纪年，三家分晋后用魏国纪年，至魏襄王二十年为止。 《竹书纪年》是中国古代唯一留存的未经秦火的编年通史。但它在宋时历经了佚散后又重新收集整理的过程，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其可信度和史料价值。此书开篇是以君主纪年为纲目，上下记载了89位帝王、1847年的历史。

（二）孙子兵法与孙斌兵法

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银雀山汉墓简牍，就是这样的一个考古奇迹。其最令世人瞩目的是《孙子兵法》与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时出土，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争论，使千年迷案一朝得解。银雀山汉墓简牍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是“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被列入20世纪100项考古大发现名录。

水中漂起竹片写着“齐桓公”

孙子兵法竹简

在临沂市南部有一座不起眼的小山岗，遍布一种形状似鸟雀的灌木花，每到春天便开满白色的花，因而得名银雀山。40多年前，临沂地区卫生局选中此地打算建一座办公楼，没想到却在施工过程中无意间发现了一座汉代古墓，并由此揭开了一桩千古迷案。

1972年4月14日，考古工作人员清理开始这座直接在岩石上开凿而成的汉墓，在墓坑的棺椁内发现了漆木器、陶器、铜镜、钱币等随葬品。由于墓坑内有积水，考古人员在清理器物时看到一根竹片从水中漂浮上来，在不经意漂洗竹片上的泥浆后发现上面有字，在场专家仔细辨认后，看清了竹片上有“齐桓公问管子曰”几个字，兴奋大呼：“这是古代的竹简！”

不可思议的是，与这座汉墓仅仅相隔几十厘米，又发现了二号汉墓，同样出土了一批竹简。长期浸泡在淤泥中的竹简因联缀的编绳已朽断无存，皆散乱失次，有的简体残损严重。这批竹简被运往北京后，考古专家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稍有不慎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烂泥。在洗去水锈之后,竹简上的字迹逐渐显出，被尘封的历史重现在世人眼前。

直至1974年5月，简牍整理工作才宣告结束。当年6月，周恩来总理亲自调拨专列将这批简牍运回山东，并入藏山东省博物馆。银雀山一号墓共发掘出竹简4942枚，长为27.6厘米的长简占绝大部分，还有长约18厘米的短简，另外发现少量“尺牍”。二号墓整理出竹简32枚，简长69厘米。简文上的书体为早期隶书，大致为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至武帝初期，不是出于一人手笔。

关于墓主人的身份，虽然没有定论，但从一号墓发现的底部刻有“司马”二字的漆耳杯上，学者推测墓主为司马氏，司马本为掌管军事之职，其后代或以其官职为氏。也有人推测墓主人或是一位藏书家。二号墓出土肩部刻有“召氏十斗”四字的陶罐，“召氏”一般也被视为二号墓主人的姓氏。至于有学者认为这两座墓是夫妻合葬墓，这个说法则存疑。

终于分清了孙武与孙膑

银雀山汉墓简牍主要包括四类古书，一兵书，论政论兵之书，数术书，和其他古书。它们对于研究中国历史、哲学、古代兵法、历法、简册制度和书法艺术等都提供了可贵资料。尤其是数量庞大的兵书，几乎可以陈列一个兵书博物馆，银雀山汉简是目前为止国内出土兵书数量最大、内容最丰富的考古发现。其中最令世人激动的是，《孙子兵法》与失传近两千年的《孙膑兵法》同墓出土，结束了关于孙子其人其书的千古论争。

大约成书于春秋末期的《孙子兵法》是享誉世界的军事著作，被誉为“兵学圣典”，但是关于作者的身份，历代学者却莫衷一是。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吴孙子》（即《孙子兵法》）和《齐孙子》（即《孙膑兵法》），孙武因其成名在吴，故称“吴孙子”。孙膑是孙武的后世子孙，晚孙武百余年，《史记》、《汉书》等均有记载，“孙子膑脚”和“马陵之战”是其广为人知的两则事例，因其成名于齐，故称“齐孙子”。因《齐孙子》不见于隋代及以后文献，关于孙武与孙膑，学者便展开了长达千年的论争。

直到银雀山汉墓简牍让《孙膑兵法》重现光华，并与《孙子兵法》同时出土，才驱散了千古迷团，历史原貌不辨自明：孙武，孙膑实为两个人，且各有兵书传世。在编号为0233号的竹简上，有“吴王问孙子曰”等字样，在第0108号竹简上，写有“齐威王问用兵孙子曰”由此看来，吴王面对的孙子是孙武无疑，而与齐威王谈论用兵之策的，则是孙膑。

这个发现可谓石破天惊，一经发布便引起了世界范围的极大关注，并掀起了“孙子兵法”研究的新一轮热潮。鉴于其重要性，20世纪70年代，该项考古项目被评为“新中国50年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90年代，该项考古项目又被评为“新中国影响最大的考古发现”之一；21世纪初，该项考古项目再次评为“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发现”之一。

（三）石鼓文

石鼓文，秦刻石文字，因其刻石外形似鼓而得名。发现于唐初，共计十枚，高约三尺，径约二尺，分别刻有小篆四言诗一首，共十首，计七百一十八字。内容最早被认为是记叙周宣王出猎的场面，故又称“猎碣”。宋代郑樵《石鼓音序》之后“石鼓秦物论”开始盛行，清末震钧断石鼓为秦文公时物，民国马衡断为秦穆公时物，郭沫若断为秦襄公时物，今人刘星、刘牧则考证石鼓为秦始皇时代作品。石鼓刻石文字多残，北宋欧阳修录时存四百六十五字，明代范氏天一阁藏本仅四百六十二字，今之“马荐”鼓已一字无存。原石现藏于故宫博物院石鼓馆。

（四）状元试卷

一份明万历年间的状元试卷

1月3日 · 东莞市板凳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1983年，山东益都县（今青州市）一赵姓人家献出了明万历年间一份状元试卷。

这份试卷是一张长、宽各约70厘米的白色折型硬纸，卷首写着考生的姓名、籍贯，后面是万历朱批，每字有约5厘米大，殿试文章约占卷面的3／5。从试卷看，这位25岁的考生赵秉忠在皇帝和9位主考官面前，不打草稿，写出2000多字，竟无错字，无一涂改，字迹清秀。试卷的试题是“论天下之政”。面对这么个大题目，考生在时间短、无资料情况下，用典自然，论证严谨，卷面上布满了主考官们表示赞赏的密密麻麻的红圈。文章在触及到当朝时弊、弱点时，仅说比洪武年间有些不足比圣明的“太祖武皇帝”治国才能差一点，这显然是明朝任何一个皇帝都能接受的。果然，赵秉忠的试卷出类拔萃，9位主考官极为满意地向皇帝推荐。万历阅后，在文章的右上方用朱笔批“第一甲第一名”6个大字。

赵秉忠官至户部尚书。后来在政见上与魏忠贤阉党发生冲突，告老还乡。离京时，他将状元卷携出，赵家一代代后人精收藏，保存至今。

（五）总兵腰牌

70多岁老头手持腰牌，考古专家要带走研究，老头一口回绝

历史真面目

8月15日

在中国明代，产生了总兵这一词汇，这一词用来代表戍守边区的统兵大将。直到清朝，这项军事制度仍然存在。

康乾盛世的时候，清朝共设置总兵83名。在战争不断发生，政治不稳定时，总兵越来越少，在这样的情况下，“总兵腰牌”（可以用来象征总兵身份的物件）大多不知所踪。但是，不久之前在湖南某地，一位七十几岁的老汉持有腰牌，声称自己是将门之后，这完全使很多考古专家都觉得看到了希望，立即去一探究竟。

在湖南有一个叫湘乡市的地方，这里的村子本来宁静安详，现在每天几乎都有持续不断的鸣笛声，这一切似乎被打破了。一位老人家中，每日前来的人至少有几十人，而这些人前来的原因都是那一块所谓的宝物。

这位老者的名字叫做易邵白，这是一个穿着长衫，头发胡须花白，看起来气质非凡的老人。据老人讲述，自己的祖上与曾国藩同朝为官，后成为了湘军的一员，曾与自己的湘军兄弟重创太平天国。“总兵”一职也是因为自己的累累战功二得到的，这块总兵腰牌也是由家族人代代相传，才得以保留到现在。

此牌是调遣兵力的信物，多在战时使用。这正与古代皇帝“虎符”有异曲同工之妙，总兵腰牌都为总兵贴身随带，当在上战场后，大多有去无回，最后腰牌也下落不明。

清朝有83枚总兵腰牌，但是能保存至今的又有多少呢？正是这个原因，考古专家们的兴趣也被此腰牌激发。

刚开始他们来拜访，老人还热情接待，但是时间一长，来的人太多了，而且好多人想带走研究，结果都被拒绝，易邵白老人说了一句话，“此物乃先皇所赐，交出实为不忠；且祖上相传数代，交出亦为不孝，如此不忠不孝之人，吾实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