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累

隋开皇十六年(公元596年)，褚遂良出身于名门贵族，父亲褚亮时任散骑常侍一职。太宗下诏，准备到泰山封禅，先到洛阳，彗星出现在太微座，冲犯郎位。

遂良对太宗说：“陛下拨乱反正，功超前烈，东狱即将大功告成，天下非常幸运。然而走到洛阳，彗星就出现，这或许是有上天不许可的事。况且汉武帝犹豫不决数年，才举行泰山封禅礼，臣下的愚见恭请陛下详细考虑抉择。”唐太宗认为他说得很对，下诏停止了封禅的事。当年，褚遂良迁任谏议大夫，兼任起居事。

当时魏王被太宗宠爱，对他的礼仪秩序等级像对嫡子一样。当年，太宗问侍臣说“：当今国家什么事最急迫?”中书侍郎岑文本说“：《左传》说‘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由此而言，礼仪最急。”遂良走上前说“：当今四方仰慕德行，谁敢做非分的事?但是太子、诸王，必须有一定的名分，陛下应当让万代效法把它留给子孙。”

太宗说：“这话是对的。朕年岁将近五十，已经觉得衰老倦怠。已经由长子主管东宫，弟弟和庶子的数目将近五十，心里时常忧虑的就是这件事了。但是自古嫡子与庶子没有良臣辅佐，何尝不会倾败国家。公等为朕搜访贤德的人才，用来辅佐太子以及各王，都要求正道之士。况且事奉人年岁长了，就会摸透性情巴结逢迎，不怀好意伺机而动的现象，多由此发生。”于是限制王府官僚任职不得超过十二年。

唐贞观十七年(643)，太宗问遂良说：“舜造漆器，禹雕切肉的砧板，当时劝谏舜、禹的有十余人，食用的器物之间，为什么苦谏呢?”遂良回答说“：雕琢妨害农业生产，锦绣赤色的绶带会妨害女红。首先创造奢侈和过分的浪费，国家的危亡就渐渐近了。漆器不禁止，必定用金做它，金器不禁止，必定用玉做它。所以诤臣必定劝谏事情渐发的开端，到它发展到极点，就没有什么可以再去劝谏的了。”太宗认为对，因此说：“作为人君，不忧虑人民而从事骄奢淫侈的事，危亡的时机可以反掌而待了。”

最初，褚遂良在秦王李世民那里做铠曹参军。李世民对褚遂良怀有好感，李世民曾对长孙无忌说：“褚遂良耿直，有学术，竭尽所能忠诚于朕，若飞鸟依人，自加怜爱。” 唐武德四年(公元621年)，唐高祖命李世民掌握东部平原文、武两方面的大权，并且允许他在洛阳开府—天策府。同年，李世民成立了自己的文学馆，其中有十八名学士在做他的国事顾问。

褚遂良的父亲褚亮便是其中的一员，主管文学。在这样的环境中，褚遂良的学识与日俱进。尤其是书艺，在欧阳询与虞世南的指导下，更是出类拔萃，且具备了欧、虞二人所不具备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名望。《唐会要》卷六十四《史馆下》记载，弘文馆的日常事务，就是由褚遂良来管理的，人们称他作“馆主”。

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阴历六月，李世民发动了“玄武门之变”，随后被立为太子。阴历八月，李世民登上了皇位，次年改年号为“贞观”。 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唐太宗下诏把隋未战乱时期的战场改修为庙宇，褚遂良负责其事。唐太宗立慈云寺，由褚遂良书碑。唐贞观十年(公元636年)，褚遂良出任起居郎，专门记载皇帝的一言一行。唐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虞世南逝世，魏徵将褚遂良推荐给李世民，太宗命他为“侍书”。波折

李世民曾广泛收集王羲之的法帖，褚遂良可以鉴别出王羲之书法的真伪，使得没有人再敢将赝品送来邀功。唐贞观十五年(公元641年)，褚遂良劝谏太宗暂停封禅。同年由起居郎迁谏议大夫。李世民每有大事，几乎都要向褚遂良谘询。讨辽东，此事遭到了褚遂良的反对，但是李世民强硬的态度却使褚遂良感到恐惧。

唐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太子承乾以谋害魏王泰罪被废，遂良与长孙无忌说服太宗立第九子晋王李治为太子(即唐高宗李治)。 唐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作为黄门侍郎的褚遂良开始参预朝政。随后，他被皇帝派往全国各地，巡察四方，直接可以黜涉官吏。此时，他父亲褚亮死了，他不得不暂时辞去黄门侍郎之职。

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褚遂良又被起用为黄门侍郎。同年阴历九月，被提升为中书令，成为继魏微之后，与刘洎、岑文本、马周、长孙无忌一样在唐代政坛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大臣。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唐太宗在弥留之际，将长孙无忌与褚遂良召入卧室，对二人说：“卿等忠烈，简在朕心。昔汉武寄霍光，刘备托诸葛，朕之后事，一以委卿。太子仁孝，卿之所悉，必须尽诚辅佐，永保宗社。”对太子李治说：“有长孙无忌和褚遂良在，国家之事，我就放心了。”于是命令褚遂良起草诏书。

唐贞观二十三年(公元649年)阴历六月，李治继皇帝位，封褚遂良为河南县公，次年，又升为河南郡公，后借故把他贬为同州刺史。三年后，高宗又把他召回身边，征拜为吏部尚书，同时监修国史，加光禄大夫，又兼为太子宾客。唐永徽四年(公元653年)，又升为尚书右仆射，执掌朝政大权，这是他政治生涯中的顶峰。没落

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在是否立武昭仪为皇后的斗争中，褚遂良与长孙无忌强烈反对任何废黜王皇后的企图。高宗召太尉长孙无忌、司空李绩、尚书左仆射于志宁以及褚遂良进官商议废后立后之事。褚遂良发了一通议论，给皇帝泼了一瓢冷水。而他的那种不要命的态度——将官笏放在台阶上，同时也把官帽摘下，叩头以致于流血——更使皇帝大为恼火，让士兵把他强行拉了出去。

而坐在皇帝后边的武氏则恨不得立刻将他处死。在关键的时候，善于迎合旨意的李绩却说了一句话：“此乃陛下家事，不合问外人。”这一来既改变了唐王朝的命运，也将褚遂良等人推入了悲剧的深渊。 武则天在唐永徽六年(公元655年)阴历十月被册封为皇后，褚遂良也被新皇后赶出朝廷。公元656年元旦，武后的儿子李弘(公元652年—公元675年)被立为太子。

唐显庆二年(公元657年)春天，褚遂良调到离京师极远的今广西的一个州去任都督。同年晚些时候，武则天则与许敬宗、李义府一起，诬告中书令来济、门下侍中韩缓与在广西的褚遂良共谋反叛。 晚年的褚遂良又一次被贬—这一次是被贬到中国本土以外的越南河内西南一带，褚遂良在绝望之中，写了一封信给高宗，向他求情诉说自己曾长期为高祖与太宗效劳，最坚决地支持高宗继位等等，结果仍是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