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雷蒙·威廉斯分析了四十位活跃于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英国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在谈到乔治·奥威尔时，威廉斯形容道，“奥威尔作品的总体效果是悖论性的”。

他就奥威尔悖论的一部分——“流放者的悖论”展开了论述。之所以将奥威尔称为“流放者”，是因为他属于那些“失去或者摒弃了那些世代相传的稳定生活方式或信仰，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生活、独立自主的主张，也不无好处”中的一员。也正因为此，这些流放者们“缺少一种实质性的共同体”。不过，和作为旁观者、“中间派”（intermediary）的“流浪者”不同的是，“流放”仍是遵循某个原则的。1927年，作为英国驻缅甸殖民警察一员的奥威尔因认识到了殖民主义罪恶的一面而选择离开了公职，回到英国后，他开始了长达四年的流浪生活，先后做出酒店洗碗工、书店店员、码头工人。在这一段时期，出生并成长于上层社会的奥威尔“第一次意识到了工人阶级的存在”，并选择接受了社会主义的原则。

1936年，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奥威尔参加了由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共和军队。这段时间里，他又目睹了由共产国际领导的国际纵队内部的权力斗争和清洗。于是，在奥威尔的写作中，你可以找到这样的悖论：一方面，他为那些可以避免或补救的穷困疾苦所触动，肯定结社和各种社会手段介入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尽管他肯定社会主义原则，但他坚持与现实中的社会主义者保持距离。他否定社会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怀疑一切结社，因为它们很容易就导向了压制性的社会控制方式，即“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

奥威尔对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观察又产生了另一重悖论。他同情受剥削的工人阶级，将反抗的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接近了那些抽象写作的左翼作家们没有触及到的真相，奥威尔展露出了自己的失望：“那些哑不作声的‘穷人’（proles）大众，在‘迟钝’这顶保护伞下，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他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至少在目前，他们看起来毫无希望可言”。

虽然威廉斯指出，奥威尔的问题在于将自己观察到的个别人的行为准则推定为了工人阶级所有人的行为，但他肯定了在作品中展现出悖论的奥威尔是真诚且善良的。正是因为一系列接触社会底层、参与西班牙内战的切身经历，并亲眼目睹了乌托邦的幻灭，使奥威尔他感受到了理论构建在面对人性的复杂性时所产生的撕裂——这也成为了他在写作中持续探讨的主题。

奥维尔式悖论

文/雷蒙·威廉斯

译/高晓玲

节选自《文化与社会》

原标题为《奥威尔》

标题为编者所加

他实在让人感到困惑，除非你找到解开这个悖论的钥匙。我称其为“流放者的悖论”。有相当一大批人，他们失去或者摈弃了那些世代相传的稳定生活方式或信仰，同时发现随遇而安的生活、独立自主的主张，也不无好处。奥威尔便是这些人中的一个。这个传统在英国非常突出，带有很多自由主义的优点：经验主义、某种正直和率真；其中有时也附有流放会带来的优点：某种洞察能力，特别是能够发现那些遭摈弃集团不足之处的能力。另外，这种能力表面上看很有力量，但这只是一种幻象而已。这些特征虽然有益，总体上却是消极的；表面上非常强硬（对于虚伪、自满、自欺欺人等严峻的批评），但常常十分脆弱，有时还会变得歇斯底里：他们缺少一种实质性的共同体。因此，具有高贵品质的人们心中总有非常强烈的紧张感。这些人一方面强硬地拒绝妥协（这是传统的优点所在），另一方面在社会中又感觉到自己软弱无力，没有办法形成拓展开来的人际关系。劳伦斯，当代这类人中最有智慧的一位，了解这种状况并对此进行了记述。奥威尔可能也了解这种状况，至少他本人亲身经历了这种彻底的拒绝，而且引起了公众的高度关注。

奥威尔作品所具有的优点来自这整个传统，而且这些都是我们所期待和珍视的优点。不过我们有必要对“流放”和“流浪”（vagrancy）进行区分：流放通常遵循某个原则，而流浪一般只有松懈（relaxation）。在奥威尔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他既是流放者，又是流浪者。在文学术语中，流浪者是个“记者”。如果这个记者够好的话，他的报道就能既新奇又准确及时；但如果这个记者只是一个旁观者，“中间派”（intermediary），他就不大可能深刻理解自己所记述的生活（这个流浪者从他自己的社会、从他自己的阶级角度观察另一个阶级，因而不可避免地是从外部观察的）。但是一个骚动不安的社会非常容易接受此类成果：在一个层面上，这些报道新鲜猎奇；在另一层面上，当这个阶级或社会比较接近记者自己的阶级或社会，就会获得非常具有洞察力的批评。奥威尔早期作品的大部分都属于这两者中的一个：（如《巴黎伦敦落魄记》（Down and Out in Paris and London）、《通向维根码头之路》）。同样，早期的小说是一种虚构化（fictionalized）报道：即便是其中最好的一部《上来透口气》（Coming up for Air），也显示出一种资深记者的特质（他把自己化身为一个抽象的代表人物），而缺乏想象力的充分发挥。我们听到奥威尔的保林先生（Mr. Bowling），并且和他一起四处逛荡；奥威尔经常出现并对我们做出他的报道。

20世纪20年代，乔治·奥威尔曾作为大英帝国的警察在缅甸生活了五年。在后期的写作生涯中，缅甸以各种形式在他的书中出现：《缅甸岁月》、《动物庄园》、《一九八四》等等。图为三辉图书2016年策划出版的《在缅甸寻找奥威尔》一书。该书的作者艾玛·拉金重访了奥威尔在缅甸工作和生活的地方，她带着奥威尔的清醒和观察力，刻画了在殖民幽灵与独裁统治的交缠下，缅甸日常生活的矛盾与荒诞，以及人们的恐惧与希望。

如今要因为奥威尔的“流浪”经历而对他进行苛责，就太荒唐可笑了；他有足够的理由拒绝他本可以随意选择的生活方式。但是他看到这种拒绝最终还需要得到某些原则的支持：这是把“流浪”变成“流放”的条件，而由于他本人的特质，他觉得后者更好一些。他选择的原则是社会主义。《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至今仍感人至深（与这部小说引起的政治纷争毫不相干），因为它记录了他一生中试图成为具有信念的共同体的一部分所进行的苦心尝试。这样的褒奖不会因为他屡试屡败而有任何减损。一方面我们有权利对流浪者和流放者这种自足的主张提出质疑，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他们的拒斥和发现所具有的复杂性。奥威尔在挖掘这种复杂性方面，提供了真正有价值的作品。

这一原则尽管得到了肯定，但仍然无法把他直接带入实际的共同体中（奥威尔得出这样的结论）。他只能在纷争中亲身实践这些原则。奥威尔的社会主义变成了流放者的原则，他不计一切代价，要保证这些原则不受侵犯。在现实中，这种代价就是要部分放弃他自己的标准：他常常破口大骂赶走别人，以免与他们纠缠不清。他不怎么攻击社会主义，因为在他看来社会主义没什么问题。他攻击的是社会主义者，这些人会把他拉拢到他们中间去。他对社会主义的抨击主要在于其准则，基于此，他逐渐集中批判共产主义。他抨击了共产主义对自由的否定。然而，当流放者谈到自由时，他处于一个相当暧昧不明的立场。因为所涉及的权利虽然是个体权利，但是这些权利的保障却无可避免地来自社会。因为他的个人立场，流放者无法彻底相信任何社会保障：对他来说，这便是他自己的生活模式，怀疑一切结社。他对结社心存恐惧，因为他不愿妥协（这通常算是他的优点，因为他能很快看出妥协所带来的背信弃义）。但是，他之所以心存恐惧，还由于他没有办法在社会中确定他的个性；归根结底，这便是自我流放者的一种心理状态。因此，他有充分的理由抨击那种对自由的否定；他会全力抗拒，不让自己卷入社会。但是，当他以任何明确方式肯定自由时，他不得不否定自由所不可避免的社会基础：他只能求助于一种原子式的社会概念，因为原子社会不会对个体自由横加干涉。“极权主义”（totalitarian）描述某种压制性的社会控制方式，但是任何真实的社会，任何充分的共同体，都必然具有极权性质。成为一个共同体的一员，必然意味着成为总体的一部分，而且必然要在帮助确定其规章的同时，接受这些规章的约束。对于流放者来说，这样的社会就是极权主义的，他无法认同这样的社会，因此就只能被排除在外。

西班牙内战时期，高唱国际歌的国际纵队。

然而，奥威尔同时也为那些可以避免或补救的穷困疾苦所触动，他深信补救的措施关涉各种社会手段，涉及信念、结社，甚至有时候他相信自己也应该投入其中。在他为《政治与文学》一书撰写的文章《作家与怪兽》（Writers and Leviathan）中，他承认了这种僵局的存在，而且他的解决方案是，在这种情况下，作家自己必须一分为二：一半置身事外，另一半身处其中。这的确是流放者的终结，但或许这是无法避免的结局。他无法相信，一个人可以过着安定的生活，同时其个体性又能得到社会认同（这不是智性信念的问题，而是一个人最深切的体验和反应的问题）。我们现在必须要意识到，作家的问题只是这个普遍问题的一个方面，当然，在我们这个时代作家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对于有天赋的个体来说，流放是正常的状态，因此就很容易以为奥威尔的分析既高明又巧妙。奥威尔的报道的确坦率诚实，我们的社会在这样的问题上一再纠结不清；但是奥威尔所记录的是一个受害者的经历：此人拒斥了原子式社会的后果，但同时又保留着原子社会独特的意识模式。在比较简单的层次上，人们会把社会形容为一场骗局，以此来缓解紧张情绪；一个人甚至可以参与这场骗局，不过他告诉自己：对于自己所做的事情，他不抱任何幻想—他保持自身的一个秘密部分不受侵犯。在比较复杂的层次上，对于像奥威尔这样严肃认真的人来说，这条路是行不通的，而且紧张情绪也难以释放。由此产生的压力是可怕的，比任何客观威胁都更可怕，这便是《一九八四》中的梦魇。

有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曾轻蔑地称奥威尔为“小资产阶级”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会发现这个说法太过浅薄。你不能简单地用某些阶级原罪来诠释一个人。这个人有其身处之地、有其独特情感，他的人生必须自己去经历，不能依赖他人的体验。关于阶级问题，奥威尔只关注一点，那便是英国工人阶级问题。他曾经就此写过很多文章，这些文章影响深远，因此需要进行重新评价。奥威尔在这些问题上再次变成了记者：他观察敏锐犀利，但也常常陷入那种貌似合理的泛泛而谈。从他的立场出发对于工人阶级进行思考，太容易把自己观察到的工人阶级个别人的行为推定为工人阶级所有人的行为。不过，因为他对人们进行了实际观察，所以比那些抽象写作的左翼作家们更接近真相。他主要的失败之处是无可避免的：他观察到了那些显而易见的事情，即外在因素；而对于那些不太明显的成分——固有的情感模式，他只是进行了推测。这种失败在结果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他逐渐开始相信（尽管不大情愿），工人阶级真的无力回天了，他们最终没有能力进行自我救助。

电影《一九八四》

《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亲切的氛围、以兽喻人的悠久传统，使我们忽略了一点：书中描写的革命者，是一种与人类对抗的动物。书中人类是坏蛋（那些老主人），但是动物一旦自由活动，就分裂为猪猡（奥威尔常常攻击的那些虚伪可恨的政客）与其他动物。其他这些动物有很多美德——力量、愚忠、仁慈，但它们是：单纯的马、愤世嫉俗的驴、咯咯叫的母鸡、咩咩叫的绵羊、蠢笨的奶牛。很明显奥威尔是在进行政治评价：他同情受剥削的绵羊和其他蠢笨动物，但他认为政府的问题介于醉汉和猪猡之间。《一九八四》也提出了同样的观点，而且措辞直截了当。那些可恨的政客仍然掌权，而那些哑不作声的“穷人”（proles）大众，在“迟钝”这顶保护伞下，坚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奥威尔做出这样的描述是因为在他眼中真实的社会就是如此。《一九八四》是绝望的，因为奥威尔认识到，流放者是无法赢过这种体制的，故而毫无希望可言。或者说：

如果说还有希望的话，那么希望一定在穷人身上。……到处都挺立着同样结实和不可征服的身体，因劳作、生儿育女而体态粗壮怪异，终生劳苦却还在歌唱。必定有一天，从这些强壮的人们身上会诞生一个有觉悟的种族。你们葬身黄土，他们拥有未来。但是如果你们能够保持心灵活力，还是能够与他们一起分享未来的。……

任何一位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都会用马克思主义的措辞得出这样的结论，但是奥威尔的结论与有些马克思主义还是有些区别的：这些穷人，目前就像动物一样“粗壮怪异”（monstrous），却没有“觉悟”（conscious）——他们终究会觉悟。同时流放者保存了这个真理，使之永驻。我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观察工人阶级的方式不是源自事实和观察，而是由于流放而感受的压力：将其他人看成是没有区别的“粗壮怪异”的群众。这里再次出现了一个悖论：一方面把希望寄托在这个阶级身上，另一方面又把这个阶级说得一文不值，至少目前来看毫无希望可言。

我不同意其他批评奥威尔的人所持的观点，我认为他是一个勇敢、宽厚、坦率、善良的人。他的作品产生了一个悖论式的整体效果：这个悖论不能依据他的为人来理解，而要从整个形势所产生的压力理解。我当然也认定他的结论没有普遍适用性，但事实是，在当今社会，善良的人一再被迫陷入他的那种悖论之中，至于他们对他的苛责——“他……带着几本能使他名利双收的恐怖漫画书，尖叫着扑向资本主义出版商的怀抱之中”—它既傲慢又粗鲁，我们应该仔细体会经验的细节，以求了解人性的本能如何在压力之下崩溃为一种非人性的悖论，以及（在我们所有人看来）一个伟大而人道的传统怎么会偶尔粉碎为一阵裹着沙砾的尘沙。

▼

《文化与社会：1980-1950》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高晓玲 译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ISBN : 978-7-100-16035-7

三辉微店已上架

▼

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

英国新左翼的奠基之作

《文化与社会》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被誉为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之作，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

本书以“文化”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四个关键词为主题，分析了四十位活跃于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英国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从伯克到休姆，从柯勒律治到奥威尔，通过分析他们对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论述，威廉斯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勾勒出了影响20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购买《文化与社会：1780-1950》

编辑 | 咬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