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爱新觉罗载恬出生后的这几年，在他父辈以及垂帘听政的西太后的努力下，清政府终于取得了一个喘息的机会，认为“心腹之患”已除，于是也就做着“同治中兴”的美梦了。

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旧史学家对咸丰十一年慈禧政变之后清政府短暂一段时间的吹捧。那个时候清政府在内政和外交方面都出现了变化，获得了暂时的安定的局面。而这前后也就十余年的光景罢了。

所谓同治朝局，最初是两亲王两太后假以年幼无知的小皇帝的名义掌管朝政。两太后中，东太后“和易少思虑”，“素宽和，殊无制裁之术”。虽然东西太后同训朝政，实则处分一切，仍以西太后意为可否。在以后召见的像曾国藩等人也有记载。

帘外两亲王，实则以恭亲王权力大，不仅仅因为恭亲王是醇亲王的兄长，而且恭亲王在政变之后还有着议政王的头衔。咸丰十一年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由于外国势力的压迫，清政府不得不成立了“总理各国事物衙门”，恭亲王担任首席大臣，全权主持对外和局，包括外交等事物。尽管军机处为中枢机构，但是总署却位不在军机之下，而且主持政务还在六部之上，权力巨大。

西太后与恭亲王掌控内外大权终究是有问题的，同治天下的局面也终于会被打破，同治四年，西太后就以皇帝的名义明发了上谕，罢免恭亲王。最后内外哗然，加之诸王群臣纷纷上书，最后才让他仍在内庭行走，但还是革除了议政王的头衔。之后天津教案甚至差点连亲王的头衔也被革去。总之，同治时期，无论是听政时期还是之后同治亲政，实际上都是西太后专权独断。

在中央，外松内紧，矛盾重重的朝局给人一种假和睦的表象，似乎两宫太后还有两大亲王真的可以做到同舟共济，共渡时艰。

在地方上，由于太平天国起义声势浩大，清政府在政变后仅十余天就一反过去崇满抑汉的政策，任命曾国藩。之后又在曾国藩的推举之下，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荃等一大批的汉臣终于崛起，走向了屠杀太平军的战场之上。随后他们又打着求强求富的旗号，先后办起了一批军事和民用的企业，而且还从国外购买还有仿制了一大批的枪炮舰船装备到了海军，因而形成了洋务派。从此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种力保和局的基调。

他们企图利用列强短暂的欲望满足时期以及国内起义也相对安稳的时候得到喘息，从而修补一下这个早已千疮百孔的清王朝。而这也就是他们所谓的同治中兴。在《清史稿》中“穆宗冲龄践柞，母后垂帘。同运中兴，十年之间，贼盗缪平，中外又安。非夫官府一体，将相协和，何以臻兹？”

然而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之后，清政府分别同英法俄等国签订《北京条约》所致。因此所谓的同治中兴只不过是清政府用巨大的国家利益换回来的短暂的喘息之机。而且与此同时，中国实际上是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逐渐加深的境地之中。所以此时清政府实际上正在面临着一个新的危机。

其实不用仔细观察，就可以看出，清政府所谓的中兴，只不过是鸦片战争后饮鸠止渴的自我感觉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