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4月份，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申伯纯找溥仪谈话，转达了周恩来总理对他的批评。溥仪被特赦到全国政协工作之后，总的来说，继续改造得不错，但也流露出一些自满情绪。譬如，吹自己写了

，在会见外宾等场合，未保持好谦虚谨慎的分寸，等等。周总理说：“又为他出书，又常见外宾，不要飘飘然，飘飘然就要退步了。”“在抚顺，进步。到政协，退步就不行！”周总理还给申伯纯下了 “命令”：“把溥仪交你，不能坏！”周总理日理万机，一直代表着毛主席，十分关心对包括溥仪在内的获释战犯的思想教育问题，严峻中饱含殷切的期望。

溥仪后来在自己的日记中检讨了自满情绪。

《我的前半生》于 1964年 3月正式面世后，即有一些读者致函群众出版社，批评这本书宣扬皇帝的显贵，是 “阶级斗争的激烈表现”。较为典型的是伪满时期溥仪的直接受害者、长春市政工程处职工孙博盛的批评。这位当年溥仪的“童仆”，表示对这本书的出版“抱着愤恨的心情”，并提出由群众出版社作出检讨，否则要向中央写信告状。此事后来不了了之。群众出版社妥善保管着这些信件，没有告诉溥仪，以免给他平添紧张和不安。时间又过了两年，到了“文革”，孙博盛终于直接和溥仪“过招”了。

十年动荡初期，溥仪的肾病加重，口不离药，经常住院。但他也和其他人一样，关心国家大事，对动乱岁月的一些反常情况想理解又不能理解，甚至产生恐惧心理。他的历史经历又决定了他的恐惧以负罪心理为依托，久久不能释怀。

1966年9月15日，孙博盛以长春市政工程处“文化革命战斗队”队员的身份，致信溥仪，批评《我的前半生》的错误。溥仪于第二天复信，表示“书中内容确有不少美化旧事物，是不少有毒的，起坏作用的，应当打倒的”；还表示，作为危害中国人民的罪人，“不应当领稿费”。

以此为开端，一直到翌年2月6日，孙博盛向溥仪致信8封，严词斥责《我的前半生》，溥仪以及李淑贤给孙博盛回信9封，表示低头认罪。真是难为溥仪了。实事求是地讲，孙博盛讨伐群众出版社，是找对了单位；而兴师于溥仪，则认错了人。

在《我的前半生》成书的几年中，溥仪干的事情很多。到香山植物园劳动，参加全国政协组织的政治学习、讨论，不断地接待各国来访的外宾以及参加其他外事活动，等等。此外，还有一些随机进行的重要活动。

譬如，溥仪曾说，在1963年7月23日“下午3时，公安部于处长、李文达、聂陈宗同志，偕蒋匪帮九股特务中进窜大陆的、投降并立了功的、受过政府奖励的五人来访问，让我介绍自己学习、改造经过”。当时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下设北洋组，具体负责审理清末和北洋政府时期的文史资料来稿。这个组是编辑、研究中国近现代史资料的重要机构，溥仪在这个组从事看稿、梳理卡片、分类编目、撰写内容提要等日常工作。

撰写《我的前半生》不仅仅要靠个人记忆，更需要大量的调查、采访活动，即广泛收集人证和书证。溥仪是没有条件这样做的。他到群众出版社来，因为“目标”太大，曾引起许多干部的关注，就更谈不上去国家档案馆坐冷板凳找寻相关历史资料了；回长春伪宫，如果不是组织行为不合时宜；造访抚顺战犯管理所，他可是从那里出来的（许多国民党战犯和日本战犯也是改革开放以后，抚顺战犯管理所成为教育基地，才有幸故地重游）；至于一些老太监、亲朋故旧、前夫人李玉琴，等等，以溥仪的身份不好意思为写书的事去找。难怪《我的前半生》当年的责任编辑王兰升跟笔者说：“他（指溥仪）怎么写《我的前半生》？”

《我的前半生》是由公安部以及群众出版社委派李文达脱产四年执笔写成。溥仪并不脱产，在李文达从事撰写工作的过程中，始终追踪之，参与研究，随时校订，并进行了一些口述。由于溥仪记忆能力不是特别强，使李文达不得不从其他途径掌握溥仪的经历，经溥仪同意后写入书中。为完成这项任务，李文达四度寒暑，三易其稿。

虽然更熟悉《我的前半生》的并不是溥仪，但他还是向孙博盛承担了责任。溥仪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在1966年9月15日当天，他迅速给李文达打电话求救。据《爱新觉罗?溥仪日记》载，群众出版社一姓张的人员，代李文达回话，说他工作忙。实际情况是，出版社的干部张宗德把溥仪的求救推掉了，因为造反组织掌了权，李文达作为“走资派”早就被打倒而失去自由了。十分清楚当时的政治形势的溥仪，又于10月21日与王兰升电话联系，告诉孙博盛给他写批判信一事。这应该是试探性的行为，还是想找李文达，也知道了王兰升没有出事。

10月24日，溥仪给孙博盛复信，表示《我的前半生》以后不应当出版，“但是，这不是我个人能决定的，因此我已向群众出版社同志提出了我的意见”……信中还极准确地揭示了《我的前半生》的主旨：“宣扬党和毛主席改造政策的伟大。”似乎试图扭转孙博盛的思路。

然而，孙博盛的来信催逼得越来越紧，对《我的前半生》的上纲上线越来越高，痛苦而又无奈的溥仪，于12月2日再次给王兰升打电话向群众出版社求救。他说：“我不是依靠李文达个人，而是依靠组织……自限于水平，再检查也检查不出什么来……”他还表示，“政协领导对于书的来源不接头”。溥仪就差说这本书不是他执笔写的了。王兰升不能跟溥仪说实话，只好讲李文达出差了，而别人不知道书的内容。其实王兰升当时这样讲，是请示过造反派的。是的，在“文化大革命”中，公安部都被砸烂了，哪还有什么正经“组织”。

群众出版社至今完好保存着几本厚厚的 档案，其中许多内容颇具史料价值，而且是出版史研究的珍稀史料。因为是罗织罪名的诬蔑不实之词，引用起来有些为难，但倘不引用，又看不清楚那个荒唐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