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书法家怀素在芭蕉叶上写字而成的“怀素书蕉”的传说，自唐代以来一直流传至今。但怀素在其著名的书法墨迹《自叙帖》中并没有“书蕉”的记录，只是说“怀素家长沙，幼而事佛，经禅之暇，颇好笔翰”。李白在《草书歌行》：“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起来向壁不停手，一行数字大如斗。”没有提到“书蕉”，留下了怀素“书壁”的记载。

唐代陆羽的《僧怀素传》中留下了“怀素书蕉”的最早记载：“（怀素）贫无纸可书，尝于故里种芭蕉万余株，以供挥洒。”五代至北宋时的陶谷在《清异录》中则记载得略为详尽：“怀素居零陵，庵之东植芭蕉数亩，取蕉叶代纸学书，名所居曰'绿天庵’”。怀素的故里为湖南零陵（即今永州），至今绿天庵故址尚存。

“怀素书蕉”的传说有史为证。与怀素有过交往的唐代诗人戴叔伦在湖南为官时，曾在《赠鹤林上人》一诗中写道：“日日涧边寻茯苓，岩扉常掩凤山青。归来挂衲高林下，自剪芭蕉写佛经。”

在古代，先民们在树叶上写字、刻字并不鲜见。古代埃及人曾采用纸草作为书写材料。还有我们熟知的佛教贝叶经，其材质便是取自一种贝叶棕的叶片。

与“怀素书蕉”有异曲同工之妙的，还有唐代书画家郑虔“柿叶学书”的典故。据《新唐书》郑虔传记载：“虔善图山水，好书，常苦无纸，于是慈恩寺贮柿叶数屋，遂往日取叶肄书，岁久殆遍。”终于成就了郑虔的诗书画三绝。

在树叶上写字的还有一位元末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陶宗仪。他在松江南村避寇乱时以教书为业，并从事耕读。教学之暇，他与弟子谈古论今，偶有所得，便随手摘取一些树叶做笔记，写完后便放进一个瓦瓮里。待瓦瓮装满后，便埋在树下。日积月累，十年间竟然装满了数十个瓦瓮。后来他让学生们挖出那些瓦瓮，指导他们把树叶上的笔记，分门别类，抄录整理，竟编成了一部三十卷的《南村辍耕录》。这就是“积叶成书”的文坛佳话。

因此，在书写材料短缺的古代，在植物叶片上写字是事实。即使在造纸术发明之后，纸张仍然非常金贵，并非供可应求。如西晋左思的一篇万余字的《三都赋》，由于权贵之家竞相传抄竟使得“洛阳纸贵”。因此古人要千方百计地寻找纸张的替代品。

芭蕉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叶大而宽，铺展开来就像一张宽大的宣纸，所以得到怀素的青睐就不足为奇了。“怀素书蕉”的传说，成为勤奋习书的经典，不仅选入小学教材成为少年儿童励志的范例，而且也成了历代画家创作灵感的源泉。后人的想当然实际上值得质疑。

据书法家杨立新博士亲身考证， 新鲜的芭蕉叶上面有一层蜡质和蓄含的水分过多，从而会造成书写时的轻滑和不吸墨，如果怀素在这上面写字肯定没有可能。大家也不妨试试。必定是晒干后才能成为比较理想的书写材料。

郑虔“柿叶学书”的记载，郑虔也不是摘下柿叶就书写的，而是先将柿叶贮藏在慈恩寺的屋里，过了些日子待柿叶阴干后再书写。

由于历史上关于“怀素书蕉”的记载语焉不详，才造成了后人一些想当然的臆想和发挥。怀素书蕉用的是新叶，还是陈叶？是直接在芭蕉树上书写，还是剪下蕉叶晾干后书写？史籍中均没有交代，这为后人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如小学课本甚至如此演绎说，怀素一开始把芭蕉叶摘下来练字，很快大叶子被练完了，小叶又舍不得摘。于是，他干脆带了笔墨站在芭蕉树前，对着鲜叶书写，风雨无阻，终成大师。在轻滑的芭蕉树上写字是绝成不了一代草书大师的。

历代“怀素书蕉”为题材的画作不少，由于没有仔细研判和确证史实，大部分作品均没有尊重事实。例如画家徐悲鸿、李可染、范曾所绘的《怀素书蕉图》。除书写用的蕉叶都是翠绿的外，怀素的年龄也不对，不是中年，就是老年。“书蕉”仅是怀素青少年时代因家境贫寒、无法购买足够纸张情况下的学书经历。之后他便离开了故乡“绿天庵”四处游历，书名大振，不太可能再在芭蕉上练字了。

徐悲鸿所绘的《怀素学书图》，怀素是一位满脸胡须的中年人，其学书用的芭蕉叶还是油绿的。除此之外，怀素头上还烧有香疤，这是元代以后才开始流行的，与怀素所处的时代不符。

徐悲鸿 怀素学书 1937年 徐悲鸿纪念馆藏

李可染所绘的《绿天庵醉僧书蕉图》，也是现摘现写，难怪怀素要皱眉头，看来书写效果不佳。画面中，怀素满脸络腮胡子，一副饱经风霜的中年僧人模样。另外，画家还给他配了一个研墨的书童，怀素既然家寒，连纸都买不起，是不可能像文人雅士那样有待者服侍的。

李可染 《绿天庵醉僧书蕉图》

范曾很爱画这个题材，让怀素直接在芭蕉树上书写。几个画面中的怀素为一垂垂老者（怀素只活了62岁），他仍然不忘“书蕉”的旧癖，在芭蕉叶上尽情挥洒。（参考杨立新《“怀素书蕉”背后的秘密 》）

范曾《怀素学书图》

范曾《怀素学书图》

范曾《怀素学书图》

林墉 《蕉书图》

怀素书蕉

怀素书蕉瓷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