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今年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五周年，为增进读者对历史上精彩多元的丝路文化的认知，感悟“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我们推出本期特别策划，以飨读者。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提出之后，国内博物馆五年来推出了为数众多的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展览。今年年初，湖南博物馆推出特展“在最遥远的地方寻找故乡——13-16世纪中国与意大利的跨文化交流”以其新颖的视角、精美的展品可称其中翘楚，该展览年中移师中国国家博物馆，增加了一批展品，并更名为“无问西东——从丝绸之路到文艺复兴”。

据策展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李军介绍，观众经由该展览可见到“意大利文艺复兴和现代世界的开端，既是一个与丝绸的引进、消费、模仿和再创造同步的过程，同时还是一个发生在古老的丝绸之路上的故事；是世界多元文化在丝绸之路上，共同创造了本质上是跨文化的文艺复兴，从而开启了现代世界的新纪元。”那么，我们就不妨从丝绸说起，看看东方与西方如何在丝绸之路上相遇。

丝绸为媒

“无问西东”展的第一件展品是发掘自意大利庞贝遗址的一小幅花神芙罗拉（Flora）的壁画。公元一世纪，维苏威火山爆发，将山脚下的庞贝城毁于一旦，直到十八世纪考古学家们开始对其进行发掘，我们才获知灾难来临前古城中人们生活的点点滴滴。这幅花神芙罗拉的壁画出自城中一间别墅的卧室，绿色的背景仿佛茵茵绿地，身姿曼妙的花神赤足走在绿地上，右手采撷着花朵。且让我们停止想象花神神秘的面容，而注意到花神所穿的丝绸，倘若不是丝绸而是其他材质的衣服，必无法衬托出花神的优雅，而这丝绸又产自何处？

公元一世纪，张骞早已完成了被司马迁誉为“凿空”之举的西行，丝绸之路已经开辟，汉朝出产的丝绸在骆驼的双峰间流向了罗马，从而成为当时东西方最强大的帝国间交往的纽带。在庞贝毁灭之前，罗马百科全书式的作家老普林尼在《自然史》中就提到东方有一个“赛里斯国”（意为产丝之国），而丝是产自树上的，从树下取下，“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他还忧心忡忡地认为罗马人花费巨金购买丝绸实在奢侈，此风不宜滋长。

老普林尼对丝绸来源的认识是错误的，一位博学的学者尚且对丝绸并不了解，更不必说一般人了，但这并不妨碍西方人继续热爱丝绸、消费丝绸。该展览展出了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去世时的财产清单（复制品，原件藏意大利威尼斯国家档案馆），其中便有一件鞑靼丝绸袍子、三块中国丝绸；而在四个世纪之后的1776年问世的一本写给意大利商人的《通商指南》中，作者为意大利商人提供了一系列实用信息，如怎样从佛罗伦萨去往杭州和北京，以及中国丝绸的价格。

伴随丝绸到达西方的还有中国的着装时尚。凤凰与莲花都是中国人喜爱的衣服纹饰，令人惊奇的是，凤凰”到了十五世纪意大利画家萨诺·皮埃特罗创作的画作《圣母加冕》中，而莲花也绽开在十四世纪意大利画家洛伦佐·委内齐亚诺创作的画作《圣凯瑟琳的神秘婚姻》中。

更有趣的是，中国的“补子”风尚似乎也传播到了西方。众所周知，明清两代文武品官所穿官服前胸后背有或方或圆的“补子”，文官“补子”上绣珍禽，武官“补子”上绣猛兽，品级不同，珍禽猛兽亦不同，如明朝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云雀，清朝武官一品绣麒麟，二品绣狮，三品绣豹，等级森严，不可逾越。在十四世纪初期佛罗伦萨画派的创始人乔托创作的画作《圣史蒂芬》中，长着东方人眼睛的圣史蒂芬双手捧着红色圣书，他所穿的法衣在胸前有一块方形的装饰，与中国的“补子”颇为相似。

瓷器藏美

丝绸之路上受欢迎的商品，倘若丝绸一定要排名第一的话，瓷器必定紧随其后，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瓷器之路。我们方才结识了花神芙罗拉，现在我们再来结识西方神话中的一位女神——宁芙（Nymph）。宁芙在神谱中并不占重要的位置，她是一位青春活泼的少女，是大自然的精灵，喜欢出现在树林中、泉水边、河流旁与山间的洞穴里，无怪乎宁芙女神的神庙在罗马成了人们休闲的好去处。在“无问西东”展中，有一幅意大利威尼斯画派大师乔凡尼·贝里尼和弟子提香共同完成的《诸神之宴》（复制品，原件藏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画中宁芙女神手捧的器皿仔细一看竟是中国的青花瓷。其实，在文艺复兴时期的许多画作中都能见到中国的青花瓷。

提到青花瓷，我们很自然便想到了元代。元代是青花瓷生产的鼎盛时期，其消费者不仅来自国内，也大量来自国外。当时行走在陆上与海上丝路上的众多旅行者，在他们的著述中留下了包括青花瓷在内的中国瓷器的记载，甚或将中国生产的瓷器带回了自己的家乡，展品中就有这样一件——“马可·波罗罐”。

“马可·波罗罐”是一件高约12.38厘米、最大腹径约8.26厘米的四系陶罐，表面施白釉，从上到下共有四层花纹。对于见过许多精美瓷器的中国观众而言，“马可·波罗罐”并不令人惊艳，真正有意思的是其来历。“马可·波罗罐”现藏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教堂，这间教堂收藏了许多东方文物，主要是十二世纪十字军东征时，威尼斯人从拜占庭帝国伊斯坦布尔圣索菲亚大教堂劫掠而来的，一种说法认为“马可·波罗罐”也属于这批劫掠品。

北京大学教授林梅村经过研究提出了另一种说法，“马可·波罗罐”与“南海一号”沉船出水的南宋德化窑四系罐、菲律宾出土元代德化窑四系罐非常相似，从而认为“马可·波罗罐”是烧造于十三世纪末的德化窑产品。至于它如何漂洋过海到了威尼斯则仍然是个未解之谜，“马可·波罗罐”并不一定由马可·波罗本人携带回故乡，虽然他在游记中对德化窑瓷器大加赞赏，但作为丝绸之路上最负盛名的旅行者，马可·波罗可谓风头出尽，一些与他并不相关的事物也总爱用他的名号。

“南海一号”是一艘永远无法到达目的地的航船，它满载来自景德镇、德化窑、龙泉窑等南宋名窑生产的外销瓷，沉没在靠近广东阳江的南海海域。而那些成功到达买主手上的外销瓷，有时因买主的审美趣味又发生了一番变化。该展览中陈列了一件云头凤纹六棱瓶，收藏家为这件明代生产的青花瓷，量身定做了一个伊斯兰风格的铜质瓶盖。这样的再次加工并不是个例，而是相当普遍的现象。在一件温润细腻的瓷器上，我们见识到不同审美趣味的交汇，却正契合中国人“和而不同”的追求。

地图说史

丝绸之路不仅是一条商品贸易之路,也是一条知识流动之路，知识的流动与商品的贸易一样，从一开始就是双向的，伟大的发明、杰出的学者、重要的著作总是能在这条路上相遇。“无问西东”展中有一幅十五世纪绘制的《约翰·曼德维尔的游记》法文抄本插图（复制品，原件藏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曼德维尔行驶在苍茫大海上，北极星消失在天幕中，水手们依靠指南针辨别方向，而指南针的家乡正是位于丝路另一端的中国。中国古代四大发明皆通过丝路流向了西方，助力现代文明的开启。

丝路连接着东方与西方，旅行者穿梭其中，带来了关于异域的知识与想象，其最直观的表现方式就是地图。1320年，元朝地理学家朱思本花费十载光阴绘就《舆地图》，他游历中国二十年，发现地图上的许多错误，遂立志自己绘就一幅更加准确的地图，这幅地图长宽皆达七尺，可惜未能流传至今。1541年，明朝地理学家罗洪先在朱思本《舆地图》的基础上绘就了《广舆图》，他将尺幅甚大的《舆地图》按照行政区划分成小幅，又增加了九边图、黄河图、海运图、漕运图等，还新创了一些图例。《广舆图》是我国古代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不仅对后世影响深远，更远渡重洋，出现在丝绸之路的另一端。展览中展出了现藏意大利佛罗伦萨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地图集》，它其实是《广舆图》的翻刻本，来华传教士将其带回了故乡。

罗洪先完成《广舆图》后的十一年，利玛窦出生于意大利马尔凯州，这位博学的传教士历尽艰辛来到中国，从此与中国结下了持续终身的缘分。利玛窦可以说是明清时代西学东渐浪潮中最为大众熟悉的人物，除了将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带入中国并与徐光启合作译为中文外，利玛窦也将西方的制图技术带入了中国。利玛窦曾多次绘制世界地图，展览中展出的是1603年在北京刊刻的《两仪玄览图》（复制品，原件藏辽宁博物馆）。站立在这幅地图前，我们也许要惊讶五百年前的世界地图，其实与今天我们熟悉的世界地图已经很相似了，中国居于地图中心偏左，左边是欧洲与非洲，新发现的美洲大陆位于地图的右边。这是一个完整的世界，从那时起，全球化的时代已经拉开了帷幕。

丝绸之路并不是蜷缩在古代世界的一条路，它的意义早已延展到了今天，它所承载的交流精神跨越地域，成为人类共享的符号。或许正如策展人在展览结尾所言，“异国虽是他乡，但恍如故乡”。不必问远方在何处，而家又在何处，在丝绸之路上，我们总能相逢。（易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