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贝刘文斌

宋生贵教授主编的《足迹留韵：内蒙古艺术家作家访谈录(一)》(40万字，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下称《访谈录》)，是一部兼具史料价值、学术价值、思想价值的好书。

阿拉坦巴干先生生前曾任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副厅长，是乌兰牧骑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的讲述让我们了解了乌兰牧骑这一草原文艺轻骑队伍的诞生和发展历程。内蒙古地域辽阔，农牧民居住分散，文化生活严重匮乏。上世纪50年代初，时任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的乌兰夫同志，向周恩来总理反映了这一情况，他们商定组织文艺轻骑队，为农牧民服务，并责成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局具体组织实施，于1957年6月25日建立了全区第一支乌兰牧骑。1958年1月，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下发了自治区文化局《关于在牧区和半农半牧区建立乌兰牧骑的报告》，此后，乌兰牧骑在全区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1965年12月，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亲切接见了赴全国各地巡演归来的乌兰牧骑代表队，周总理在中南海紫光阁设便宴招待了全体演员及工作人员，还特意安排以玉米窝头作为主食，他告诫大家要牢记乌兰牧骑的宗旨，努力为农牧民服务，以吃苦为荣、为乐。在党和政府的关心和演职人员的努力下，乌兰牧骑成为享誉中外的红色文化品牌。在其引领下，全国有16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乌兰牧骑式的文化轻骑队，全国各条战线还涌现出许多乌兰牧骑式的医疗队、商业队、维修队和便民服务队。温故方可知新，阿拉坦巴干先生等老一辈文艺家们的讲述启示我们，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余年来的辉煌文艺成就，是在毛泽东文艺思想光辉指引和中国共产党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只有继续坚持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指导地位，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的社会主义民族文艺才能得到更快发展，走向更大繁荣。

长期流行于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地方小戏二人台，曾深受当地群众的喜爱，但随着影视、流行歌曲等的普及，二人台颇遭冷落，几近失传。一些有识之士呼吁将它列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加以保护，并得到有关领导部门的支持。但怎样继承和发展二人台艺术，实现其新历史条件下的合理转型，人们的认识莫衷一是。在《访谈录》中，长期从事内蒙古西部戏曲研究的王世一老先生和长期从事二人台表演的杜荣芳老先生，分别就此畅谈了自己的看法，不但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且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对二人台艺术的浴火重生极具参考价值。《访谈录》中白雅拉格其关于蒙古剧的产生、发展及走向的谈话，布林关于蒙古族音乐“潮尔”的文化属性、基本特征及其同马头琴的关系的理解，鲍玉祥(阿木尔巴图)关于蒙古美术“只有守住自己的根，才能向上发展”的议论，等等，也无不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云照光先生出生于革命家庭，父亲和两个哥哥为革命英勇牺牲，他10岁跟随亲属奔赴延安，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长期担任部队、地方领导职务的同时，刻苦创作了多部电影文学剧本和多篇小说和散文，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内蒙古文学创作“索龙嘎”奖、艺术创作“萨日纳”奖等。当两位采访者走进这位时年87岁高龄的老人书房时，只见地上和书桌上摆满了写好的文稿。当采访者问及他光荣的革命家庭时，老人说“我不太愿意多讲这些”，只轻描淡写地说了几句。当采访者问到他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的经过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时，老人又只有一句话：“这些就不说了。”而谈到他的成名作电影剧本《鄂尔多斯风暴》(1959年创作)时，老人大谈当年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及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创作人员如何认真帮他反复修改，大谈演员们深入牧区体验牧民生活以及扮演女主角乌云花的王晓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中认真地表演等细节。两位采访者在《采访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有幸近距离接触云照光先生，感受了他的人格魅力，老作家本人也仿佛是一部经典作品，让后来人常读常新。”其实，《访谈录》中受访的老一辈艺术家无一不像是一部部经典作品，以其特有的人格魅力和敬业精神鼓舞着后来者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奋力拼搏。

“访谈”这种形式，宽泛点说，可谓古已有之。古希腊学者柏拉图的全部哲学及美学著作，都是用对话体写成的。德国19世纪伟大的诗人、美学家歌德，晚年与爱克曼深入交谈，留下了《与爱克曼的谈话录》，表述了他的文学和美学观点。在中国，《论语》《孟子》中就有记录孔子、孟子与其弟子及时人对话的文字，虽然都比较短小简约，但也可视为“访谈”的滥觞。今天，我们确有必要将“访谈”这种形式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