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从大航海到全球贸易体系构建，从贝壳充当一般等价物到各国中央银行发行各种纸币，从比雷艾夫斯港口的原始金融服务出现到当今全球健全的股权、债券市场……金融业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金融业诸多现象本身也成为社会文化重要元素。

我国数千年辉煌灿烂的文明史，也暗含着一部壮丽的经济金融史：如果不是纸币出现，横跨数千里的帝国如何进行商业贸易，如何成就繁荣的市民生活？如果不是“一条鞭法”施行，明帝国何以汇聚地球上过半的白银储备？如果不是抵押铁路路权，保路运动何以发生，又何以为武昌起义提供机会？金融不仅是历史衍生品，也是推动人类文化前进的发动机。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鉴，可以明得失，本刊特开始金融史话专栏，讲述波澜壮阔的金融历史。

今年是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其成立过程有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为庆祝中国人民银行成立70周年，金融史话开篇推出《人民银行从烽火中走来》系列报道，分别从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背景、创建过程以及新中国金融事业的缔造者们三个角度，全面展现中国人民银行光辉历程。本期专访金融史研究专家、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讲述中国人民银行成立的历史背景。

1948年12月1日，华北人民政府张贴布告，中国人民银行宣告成立，并统一发行人民币，新中国金融事业的大幕就此拉开。如今，中国人民银行已走过70载春秋，此刻重温中国人民银行的历史背景和创建历程，追忆人民币发行的历史记忆，重拾金融事业初心，可为改革的前路寻找智慧和力量。为此，《金融时报》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银行党委宣传部巡视员、中共金融史编写小组组长马林，回望那段动人心魄的风云往事。

南泥湾大生产运动

军事斗争背后的财经对决

《金融时报》记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党领导的金融事业设有哪些银行机构？人民银行是在怎样的历史背景下酝酿诞生的？

马林：抗日战争中，为斗争需要，各根据地分别建立银行，如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更名为陕甘宁边区银行，其与冀南银行、北海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华中银行等构成了当时党领导的金融工作基本格局。

中国人民银行的创建，有三个重要背景：其一是抗战中后期我党财经工作的方针和管理体制的变化；其二是1946年全面内战的爆发；其三是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召开的庞村会议。在这几个历史背景共同作用下，中国人民银行应运而生。

《金融时报》记者：抗战中后期，我党的财经工作遵循怎样的方针和管理体制？

马林：1941年1月，国民党当局反共高潮达到顶峰。当局停发八路军军费行贸易封锁，冻结了海外华人给延安的汇款，陕甘宁边区经济雪上加霜。

经济困难，引发百姓负担加重，使毛泽东陷入了深刻思考。他认为，一定是我们工作中出现了问题，使得百姓负担太重，因此要改革经济政策。

1941年8月，中共中央发表《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设立调查研究局，毛泽东亲任主任，任弼时任副主任。研究局派出多个调查组，研究经济工作。1942年10月，“西北高干会议”召开，300多人云集延安。会议提出了“统一领导，分散经营”“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等诸多财经工作方针。轰轰烈烈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就此展开。

此时提出的诸多财经工作方针，是适合抗日战争实际需要的。由于抗日根据地被分割，彼此互不联系，只能分散经营，于是中央决定各根据地的财经工作各自为政。因此“统一领导，分散经营”，适应了抗日斗争的实际需要。

中央工委驻地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财经工作的统一势在必行

《金融时报》记者：全面内战爆发后，我党的财经工作面临怎样的局面？

马林：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此时，国民党当局占据着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三，且多为重工业城市，而我党占据的解放区大多在农村地区。

蒋介石的全面进攻受挫后，转向重点进攻，蒋介石称其为双矛战术、哑铃战术。他设想黄河为一个口袋，把共产党赶到“口袋”里。

于是，1947年3月，中共做出了重要决定，将中共中央机关一分为三：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率党中央机关（称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和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进入河北省平山县，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等组成中央后方委员会（简称后委）进驻晋西北临县地区，统筹后方工作。其中，中央工委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进行新中国建立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此时，中央发现，抗日战争时期，党领导的军队多采取小规模游击战，分散经营的财经管理体制与之相适应，而解放战争时期，以大兵团运动战为主，动辄上百万军队参战，分散、互不联系的财经管理体制，不能与之相适应。财经管理体制的区别，导致度量衡都不相一致。当时晋冀鲁豫解放区向陕甘宁解放区运送粮食，晋冀鲁豫解放区一石粮食为160斤，而陕甘宁边区一石粮食约为230斤。

1946年8月，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访问延安，毛泽东提出了“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但同时，安娜也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共产党的财经管理体制，能否适应战争需要？

这个问题，深刻考验着共产党人。

财经工作的统一迫在眉睫。

《金融时报》记者：针对财经管理体制与解放战争大兵团运动战不相符的现状，我党的财经工作采取了什么变革措施？

马林：1946年，晋冀鲁豫解放区召开庞村财经会议，开始研究应对战争需要的财经工作方针。

全面内战爆发后，晋冀鲁豫解放区受到全面打击。刘伯承、邓小平将精力放在战场上，抵御敌人进攻，薄一波负责财经工作。1946年9月，薄一波给中央的电文指出，我们把8年抗战的积蓄投入到战争中，但“根本问题未能解决”，这一问题就是财经工作各自为政，无法整合资源的现状，因此，他提出“财经工作必须统一”。

于是，薄一波主持召开了晋冀鲁豫解放区财经会议。当时由于敌机轰炸邯郸，会议选址在太行山东麓一个小村庄举行，这就是党史上重要的财经会议——庞村财经会议。冀南银行行长胡景云、副行长陈希愈以及杨立三等各路财经口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庞村财经会议期间，与会人员主要研究财经统一工作，并确定从核心管控指标做起。会议提出：必须兼顾人民的负担，必须兼顾士兵的供给标准，必须兼顾脱产人员及养兵数量。准备进行长期战争。

《金融时报》记者：庞村会议得出了哪些财经管控指标？

马林：庞村会议是一次算账会，细致到什么程度，人们无法想象。

会议研究了支差标准，探讨了货币流通理论，货币流通规律，每个解放区的平均货币流通量。更重要的是，庞村会议经过严谨计算，研究出一个重要指标：解放区每100人，只能供养2名脱产人员，这一结果，在紧张的军事斗争中至关重要。

庞村会议最后计算出核心管控指标，要求各个分区一致遵守：人民的平均负担不得超过小米4斗2升，负担能力占其平均收入的15%-20%，这条红线不能踩踏，如果负担占到收入的五分之一以上，就得不到百姓的支持；士兵年费用，折合小米15石，2500斤；平时民夫和士兵的比例为3兵1夫，战时不超过1兵1夫；脱离生产人数，控制在全区总人口的2%以内，养兵数量在1%-1.5%。严格遵守这些指标，才能够维持长期的战争需要。

此外，为确保这些指标贯彻执行，特成立财经管理组织——军政联合财经办事处，简称财办。财办对各财经系统均可直接发令，主任由刘伯承、邓小平亲自担任，副主任由薄一波担任。部队与经营活动脱钩，归财办管理。

华北财经会议部分代表合影，左起分别为杨秀峰、南汉宸、戎子和、薛暮桥、杨立三。

奠定解放战争胜利的物质基础

《金融时报》记者：为什么说庞村财经会议是财经统一的重要契机，也是人民银行创建的基础。庞村会议之后，我党在财经工作领域又进行了哪些探索？

马林：庞村会议的召开，使晋冀鲁豫各个分区的财经工作得到了统一。刘少奇曾致电其他解放区，建议各解放区参考学习，推动各解放区辖内财经工作统一。相邻的解放区，收到电文指示后，纷纷学习庞村会议经验，这为华北财经会议的召开奠定了基础。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一个解放区内各分区财经工作统一后，相邻解放区之间却仍是矛盾频出，经济纠纷不断。此时，晋察冀解放区建议召开会议，由中央主持，讨论各解放区区际之间财经工作的统一，他们提出：“各区出产不同，必须互相交流，但各区互相征税，不能畅流”“货币不统一，问题甚多”。此时，各解放区分别成立有北海银行、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各自发行的货币只能在各自辖区内流通，不能在其他区使用，造成了诸多不便，阻碍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

刘少奇收到电报后，立即回电予以肯定，他强调，要统一步调，调剂资源，完全克服本位主义，立即召开会议，地点在邯郸，以邯郸中央局为中心，组织主席团领导会议，各解放区财经负责人迅速赶往邯郸。

于是，1947年3月10日至5月中旬，华北财经会议在邯郸武安县冶陶镇召开。各解放区代表一致同意，设立中央财经服务机构，领导全国各解放区的财经工作。

会议期间，相关电文就发往了中央，在回电中，中央决定：设立华北财经办事处，并决定董必武同志为财经办事处主任，负责关内六大解放区的财经统一工作。

随即，董必武由延安出发，经过晋绥、晋察冀，在当年六七月间赶到了会场。此时，华北财经会议已经结束，各解放区代表团团长专门留下来等董必武。

华北财经会议确定了诸多要点，囊括人民负担、士兵年费用、脱产人员数量及比例等重要内容。同时，会议决定在1947年底成立新中国的中央银行。

可以说，华北财经会议的召开，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建立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