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的、晶莹的、圣洁的、变幻的、凶险的，博大的，构成地球“三极”的极致面貌。

当这些景象和感悟变成人生的一种际遇，并成为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这样的人生，足以让人崇敬和向往。

几个世纪以来，被称为地球的“三极”的南极、北极和珠穆朗玛峰，吸引了无数探究者的目光，因为在那里，有着太多的自然奥秘！

在人类到达南北极之后，被称为“第三极”或“第三女神”的珠峰就成了最后的探险之地。

从1921年开始，外国登山队多次尝试从北坡攀登珠峰，每次都遭到失败。人们称从北坡攀登珠峰为“死亡之旅”。

1924年8月6日，英国登山队在到达8500米附近的第二台阶时，因氧气不足被迫下山，队员马洛里和欧文坚持继续前进，一去不返，成为世界登山史上的“马欧之谜”。

直到1953年5月29日，英国登山队两名队员希拉里和丹增从南坡登上珠峰，人类才首次站在了地球第三极上。

1960年5月25日凌晨4点20分，中国三位登山队员登上了世界之巅，这是人类首次从北坡登上世界第一高峰。

但这次壮举，因登顶时间是在凌晨4点，没能拍下照片，因而留下一个难以弥补的遗憾。

按照国际登山界惯例，确认登顶成功至少要两个证据：一是在峰顶保留具有标志性的纪念品；二是必须在峰顶拍摄环视360度的照片。

由于从珠峰北麓攀登路途更为艰险，而且此前外国登山者从北坡攀登均未成功，因此，当时一些国家质疑中国人是否真的登上了世界第一高峰。

为此，周恩来总理指示：一定要再次攀登珠峰。

于是，1965年，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一位26岁的年轻人，接到了一项绝密的科研任务——他被选中在1966年参加从北坡攀登珠峰的科学考察。

这个人，就是高登义。

高登义于1980年在珠峰北坡海拔5800米选点

惨痛的绝密任务

1966年，26岁的高登义第一次走近珠峰。

高登义1963年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他这次赴珠峰的任务，是研究和考察珠峰地区的天气和特征。当时在国际上，山地环境气象学还是一个空白领域。

和很多人一样，初次接近珠峰的他，并没有觉得珠峰有多伟岸险峻，更没意识到潜藏的危险。他的一位同事甚至开玩笑说：“我多吃两个馒头也能登上去！”因为大本营海拔就有5000多米，加上周围有许多座8000米以上山峰的衬托，有着“世界之巅”称号的珠峰显得“并不高大”。

那是在3月。春天的珠峰，并未从严酷的寒冷中真正苏醒。即使在珠峰大本营，也是寒风习习，天空中不时地飘着雪花。

刚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毕业不久的高登义，就承担起为登山队员预报天气的重任。在当时的条件下，对于山区下不下雨，阴天还是晴天，高空风有多大，风向如何，预报起来还有相当的难度。

3月10日，天气好转，登山队到海拔7000米至8100米运送物资，为第二年登顶做准备。

到了3月21日，高登义从大本营观测到珠峰西北边有冷空气，他预测“会有短时间的大风”。

“我当时只有理论知识，并没有实际预报过。而且我这么年轻，周围的人不是很相信我。”高登义说。

于是有人问他：“那么风有多大，会持续多长时间呢？”

高登义一时回答不上来。守候在大本营的人，也就没把他的预测当回事。大本营往山上预报天气时，也就没有说将有大风降临。

大风还是悄悄地来临了，几乎没有任何征兆。山上运送物资的16名队员对此一无所知。他们正从海拔7600米处往下撤。

高空风发生的地点在海拔7600米到7000米的地方，正是队员们下撤的必经之地。在7400米的地方，是一个大风口，风力比相同高度的地方大将近2倍！登山队员抵达这里时，与突袭的大风不期而遇。无处躲避的队员们，徒劳地与刀子一样挥舞的高空风殊死搏斗……

16名队员无一例外被冻伤！“鼻子、手指全发黑，有7个人被锯掉了手指！”高登义痛心地回忆。

“其实大风天气只持续了一天。只要等一天下撤，就没事了！”尽管过去了将近40年，但留在高登义心中的伤痛，仍然那么醒目。

“我特别难过。因为我没有预报经验，造成登山队员集体冻伤。藏族队员们也很埋怨我，骂我们是吃干饭的。这对我是非常大的刺激。”

从那以后，高登义彻底明白了，一个气象预报员对于一支登山队的重要性。那不只是关乎一次登山活动的成败。最重要的，是关系到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

沉痛教训之后，他注意到，在这次出事的地方，正好有一条狭窄的地形通道，呈东西走向。每当有西风或西北风时，这里风速比相同高度的其它地方快1-2倍，登山者往往在这里被冻伤，或坠入谷底。

高登义怀疑，这就是所谓“狭管效应”。

“狭管效应”，是指流体在运动过程中，因通道突然变窄而产生的加速流动现象。高登义顶着高原缺氧带来的头疼和大脑迟钝。将自己的推断写成一篇五千字的论文，科考队长刘东生看到后，批示文章写得很好，请全队参阅。并把这篇文章推荐到科学报发表。

从此之后，高登义先后八次参加了对珠穆朗玛峰的科学考察，发现了珠峰山地在大气和大气环流中的重要作用，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科学论文。同时还为国家登山队攀登珠峰主持天气预报工作。

“西藏气象的眼睛”

1984年，高登义再次来到西藏，为攀登南伽巴瓦峰的登山队做天气预报。

这次他显得胸有成竹。进山前3个月，他就做好了雨季到来的预报。他还做到了7天的中期预报，甚至一个钟头、半个钟头的天气预报。

由于高登义准确地预测到了登山期间的天气状况，登山很顺利，队员们都很感激他。西藏登山协会在开总结会时还特地表扬了他。

“我一个人承担了所有的预报任务，包括观测，画天气分析图，这在历史上都是第一次。这是我在野外做的最好的一次。”

高登义终于从18年前的那场惨烈事故中挣脱了出来。

此后，只要中科院接到野外考察的任务,高登义就成了不二人选。

他的足迹渐渐遍及我国天山南北、世界屋脊、南极、北极及西太平洋,策划并完成了多次科学考察,取得了大量可贵的第一手科学资料和样品,撰写了数十万字的科学专著、论文和考察报告。

而本来是“兼职”、“客串”的天气预报,竟也被他沉心研究、“创”出了名堂。

最出名的是2003年5月,他受央视邀请,为登山队预报珠峰的天气。

那一次,他没有和登山队一起在现场,而是在北京,只能通过中央气象台发来的数据、云图等来预报5天之后的天气，而且每天都是电视直播，难度和压力可想而知。

按照瑞士气象局的预报，登山队预定于5月16至18日进行登顶，而高登义却作出了相反的预报，认为那几天没有“好天”、无法登顶。

到了5月15日，果然，大风连营地的帐篷都刮破了。正在大家沮丧的时候，高登义预报说，21日起会“好天”，可以登顶。

可到了21日上午，珠峰北坡峰顶乌云遮蔽，给实况转播带来很大困难，所有人的心都悬了起来。可到了11点40分，天空云雾消散，五星红旗在珠穆朗玛峰顶挥舞飘扬。

是高登义，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研究。登山家们由衷地称他为“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西藏气象的眼睛”。

高登义2009年在北极考察

南极圈里知天命

1988年岁尾，中国第6次南极考察队挥戈南下，准备在东南极大陆上建立“南极中山站”。49岁的高登义负责此次科考的天气预报工作。

当时国力有限，考察队乘坐的考察船“极地号”是一艘购自北欧的二手货轮。

甫一过南半球西风带，“极地号”就被坚硬的南极冰撞了一个大洞，不久又被普利兹湾的“冰坝”困住，在浮冰围困中，船上116条汉子度过了1989年的元旦。

终于到了1989年1月14日，晴空万里、气温回升，“极地号”前方的浮冰纷纷破裂。

机会来了。船长亲自操舵，“极地号”小心翼翼地沿着冰山间的狭窄水道滑行。曲折蛇行了两个多小时，终于到了离岸400米处，一时间，全船上下热血沸腾、欢呼雀跃。

谁料想，这最后400米的冲刺竟远难过前面千万里的跋涉。船停下后，高登义观察四周，发现“极地号”左前方有冰川运动的痕迹。登山怕遭遇雪崩、行船怕邂逅冰川，高登义马上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大副：“此处万勿抛锚！”

大副为难了，不向左，必向右。右面离岸太近，船搁浅的可能性太大。权宜之计只能是先抛锚，放下小艇测量右前方水深，再做定夺。

真被高登义说中了。是日晚，还没等测量水深的小艇回来，大冰崩爆发了，巨大的冰山翻滚着呼啸而来!

“触手可及。”高登义描述当时的冰山，“我赶快抓紧时间拍照。”

居然还在拍照！有人惊呼：“您不怕么？”

“怕呀，可是怎么办？这个景象太珍贵了。”

高登义所拍照片是这场冰崩唯一的画面记录。这张珍贵的照片上，混杂着冰雪的水柱如同核弹爆炸的蘑菇云一样，巨大骇人。

北极考察之父

“谁带队?要不是高老带队我们就不去了!”

时间到了2007年夏季，这天，一大群人团团围住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老师，最后问的只有这么一个问题。

他们是报名参加首次北京中学生北极科学考察活动的12名孩子的家长，这可是北极啊，自己都没去过、不了解的地方。

高老，就是高登义，那个“登山天气预报的诸葛亮”。他可不仅仅只是“西藏气象的眼睛”，还是我国北极考察之父，数次考察北极！

中国北极科学站梦想成真，缘起于一个条约——《斯瓦尔巴德条约》。

1991年，高登义应挪威卑尔根大学教授叶新（Y.Gjessing）邀请，参加了由挪威、苏联、冰岛、中国等4国科学家组成的北极考察队，赴北极斯瓦尔巴德群岛及附近海域考察。

在斯瓦尔巴德群岛的一家博物馆里，高登义被一幅照片吸引了。根据这张照片，早在1925年，当时的民国政府就加入了在巴黎签定的《斯瓦尔巴德条约》。

条约规定挪威对斯瓦尔巴德群岛拥有主权，但缔约国公民可以在遵守挪威法律的前提下从事商业及科考活动。

“高，中国人可以在北极建站，欢迎你们来。”叶新教授热情邀请。

回国后，高登义马上向上级汇报该条约事宜，并就此事咨询外交部条约法律司。几经周折，终于找到了那张被翻译成繁体中文的故纸——中国在北极建站，完全具有合法性。

知道了这一点，中国科学家开始发力。

1991年到1993年，高登义、张青松、竺菁等科学家陆续在北极进行大气科学、地质学、生物学的考察研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1995年，中国科学院派出包括高登义在内的6人科学代表团赴美，中国正式加入国际北极科学委员会；

1997年，挪威王国驻中国大使馆致函中国科学院，表达了对中国科考的欢迎；

2001年，中国科学探险协会接到了挪威大使馆的正式函件：欢迎中国去斯瓦尔巴德群岛建站。

2002年，“中国伊利特·沐林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终于在斯瓦尔巴德落成。

北极建站，从开始到结束，高登义全线参与。他，是被外国人称为“中国北极考察之父”的人，也是众多家长们唯一信任的人。

2007年，当那12名家长得到确定的答案后，他们坚定地送孩子们踏上了神奇的北极之旅。

活动很成功！孩子们造访了位于北纬78度的斯瓦尔巴群岛,不仅考察了北极的植被、变迁、冰川地貌等,还参观了我国在这里建设的北极黄河科考站,亲眼见到了与黄河站的科学家们和睦共处的野生北极狐、北极驯鹿以及北极燕鸥等各种漂亮的野生鸟类。

从那之后,这项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和北京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共同组织的北京中学生“探索地球三极(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活动就步入了轨道,渐次开展起来,至今已有130多名学生参加了活动。

高登义（左）与大气气象学家叶新亲切交谈

“大手拉小手”，大师带小友

科学考察可不是浪漫好玩的旅行,尤其带着一群青少年，这绝对是一个特殊的科考队伍。艰苦是不必说的,作为科学导师,高登义还要负责孩子们的安全、健康、科研收获。

每次,出发之前先要讲课,和孩子们交流确定考察方向、研究课题,叮嘱注意事项、应急措施；到了目的地,除了担负起带队的责任,还要和这些孩子们一起采样本、作实验；回来后,还要指导孩子们写实验考察报告。

高登义有很多奇趣惊险的经历：14次北极、3次南极、8次攀登珠峰、5次赴雅鲁藏布大峡谷，科学佐证了我国第一次珠峰登顶，出任我国首次北极科考队队长、主持建立北极科学探险考察站，参与发现并论证了雅鲁藏布大峡谷为世界第一峡谷；

他有很多响亮的头衔：中国第一个完成地球三极科学考察的人，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挪威卑尔根大学数学与自然科学荣誉博士，中国科学探险协会主席；

他有很多让人敬佩的荣誉：1986年度中科院自然科学成果特等奖，1987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1989年度陈嘉庚地球科学奖，开创了山地环境气象学研究，发现并论证了雅鲁藏布江水汽通道是青藏高原周边的最大水汽通道及其对气候和自然环境的影响。

可以说，高登义已经是这一领域的大家，可他却很乐于带着孩子们作这些从专业角度看稚嫩、琐碎的研究。

他说，自己也是在探险考察的过程中产生兴趣,逐渐热爱、做出一点成就的,他希望能多带孩子们亲近科学研究。

“大手拉起小手来”,在他看来,这都也是科学家的责任。而且,只要用心去做,这其中的精神享受,是用什么都换不来的。

高登义一直颇为自豪，自己的人生是这样幸运。

他1940年出生于四川省一个地主家庭，祖上的家业正好与大地主刘文彩势力范围比邻。

这样的出身条件，能在1963年中国科大毕业后，被选中执行1966年珠峰科考的绝密任务。在当年，绝对难得。

或许是常怀感恩、知足常乐的缘故，高登义先生，并没有科学家们常有的矜持和深奥派头，倒像是一位从练地摊起家，至今身价不菲，但仍脱不掉当年经历种种风尘与煎熬的农民企业家。

他的办公处，是一个只有两层楼房的小院儿，院子中央矗立着一座三百多米高的铁塔。这不由人不由然感觉到：这是个一般又不一般的去处。

这位毕业于中国科技大学地球物理系，一生从事山地、海洋和极地地区天气气候和环境关系研究的大气物理学家，端坐在办公桌前，怀拥一台笔记本电脑，他正看着、写着。

办公室里几乎看不到任何展现他八次参加地球之巅珠穆朗玛峰的科学考察、两次前往南极工作、率队徒步穿越雅鲁藏布大峡谷、率中国科考队成功在北极建站，成为我国科学家中最早完成地球三极科考的第一人的装饰。

唯有他怀中的笔记本，藏着他数万张的科考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