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大大刺激了日本的侵略扩张野心，此后一直积极向外谋求更多利益。日俄战争后，日本的势力虽然进入东北，但只是在长春以南的铁路沿线重要城市。东北地大物博，物产丰富，面积是日本国土的三倍，日本对它垂涎三尺，希望霸占整个东北（包括现在内蒙古中段以及外蒙古国），实现征服中国进而称霸亚洲乃至全世界的野心。

1927 年6月，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会议确定了以“征服满蒙”为核心的对华“积极政策”，形成了后来有名的“田中奏折”，“征服满蒙”以国家政策形式被定下来。

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制造“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在东北引入英、美投资的张作霖，企图在东北制造混乱，并趁机占领东北。但继位的张学良稳住了东北局势，成功“改旗易帜”，归顺国民政府，使关东军的阴谋未能得逞。

恼羞成怒的关东军决定以武力强占东北，加快了在东北发动战争的步伐。

1928年末，关东军制定东北作战计划，首次提出“集中兵力，攻取奉天城”。奉天即沈阳，是东北的政治、军事中心，兵工厂、航空处、迫击炮厂、无线电台等重要军事机关都设在城关各处。日本要侵占东北，必先占领沈阳。当时在东北的关东军只有2.2 万人，集中在南满铁路沿线的旅顺、沈阳、长春等重要城市。当时在东北的正规军16.5万人，大量部队部署在中苏、中蒙（外蒙古）边境，驻扎在沈阳的是东北军精锐第7旅，大约一万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所以日军计划集中兵力进攻第7旅。后来的九一八事变，日军就按该方案首先攻打第7旅驻地北大营。

占领沈阳只是关东军侵占东北的第一步，为了占领沈阳后进一步占领东北，并统治东北，关东军于1930年9月制定了《关于满蒙占领地统治研究》。这是九一八事变前侵占东北最详细最完备的方案，阐述了占领的目的和途径，以及占领后的统治方案、殖民政策、工业、农业、林业、矿业发展计划和财政措施。

1931年春，关东军又制定了《满蒙问题处理案》，提出了因客观形势变化而解决“满蒙问题”的三种预案：即直接解决、利用政治情况变化、制造可利用机会。第一种方案以保护日本在东北利益为由，把东北变为由日本保护，如不成功则直接颠覆张学良政权。第二种方案利用张学良与蒋介石或其他势力的矛盾，制造冲突，驱逐张学良。第三种方案在满洲、蒙古制造暴动，关东军借治安介入而侵占东北。

到此时，关东军对侵占东北的计划，甚至侵占后统治东北的方案都已制定完备，就只等发动战争。

为了更好的发动战争，日本人故意制造战争气氛，在国内强化中国东北对日本的重要意义，称其为日本的生命线。在国际上提出满洲的概念，称东北是满洲人（已经退位的清朝皇族）的，不是中国的，中国只是山海关内部分，所有汉人对满洲前途都不关心，在中国制造分裂的概念。

为了预先判断关东军侵占东北后可能遇到的问题，1929 年开始，关东军的参谋人员以旅行为名，组织了多次参谋旅行团，沿着东北的铁路，途经沈阳、长春、哈尔滨、满洲里、锦州等重要城市和战略要地，名为旅行，实际上了解东北地形，侦察战略要地。旅行过程中，组织了多次战役预演和研究，为关东军攻占东北战略要地进行实地推演，重要的有“进攻哈尔滨的地形判断”、“兴安岭东侧地区的遭遇战”、“向锦州追击”、“对山海关西面地区的攻击”等。

1931 年春，关东军开始现地侦察沈阳城，详细勘察城墙的损坏情况，在城墙上选择突破口，制定攻城计划。九一八事变当夜，关东军攻城部队就是根据这个计划，从城西南角的损坏处登上城墙的。

4月，日本将由北方士兵组成的第2师团与驻扎在东北的第14师团换防，以适应中国东北地区的严寒作战。该师团到达东北后，在5月召开的动员大会上，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就“满蒙问题”发表讲话“满蒙问题的最后解决，必须予以军事占领。因此，要有攻占东北的准备”，大肆鼓吹战争。

7月初，关东军开始集结部队，第2师团以联队（相当于中国的团）为单位集结，独立守备队以中队（相当于中国的连）为单位集结，驻朝鲜的日军派出先遣部队在鸭绿江和图们江上架设浮桥，大部队集结计划已经完成。

为了加强关东军的火力，日本于1931年7月从国内秘密运送两门24厘米的巨炮到东北。为确保不被人发现，将炮身藏在大木柜中，在大连上岸时，参加搬运的关东军士兵都穿着中国普通人的服装。运到沈阳后，两门炮安装在独立第2守备大队的营房里，其中一门攻北大营，一门攻沈阳飞机场。射击目标由重炮大队长（相当于中国的营长）亲自测量和标定，并由炮兵联队长（相当于中国的团长）校正。

至此，关东军攻占东北的军事部署已经全部完成，就等战争发生，东北有中、日士兵的地方充满了战争的气氛。很多次，几个或十几个的日本士兵端着枪叫喊着冲向东北军兵营，声称演习，最终被东北军士兵以静默严肃的枪口逼退。连张学良都说“关东军经常寻隙挑衅，走在街上看到东北军官兵的刺刀，上来就在刺刀上划火柴”------很希望碰到脾气大的东北军士兵，“一刺刀就捅过去”，这样就有了战争的借口。

9月3日，关东军新任司令官本庄繁给高级军官训示“今后可能发生更多事件”、“第一线部队要经常注意情况的变化，要有当事件突发时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勇气”。9月7日，本庄繁开始巡视南满铁路沿线部队，检查战备，进行战前动员。13日在长春对部队训示说“对反抗我军者”要“采取断然处置手段”。此时，关东军已经处于临战状态，侵占东北的战争即将爆发。

对于日本的侵略野心和关东军的战争准备，蒋介石和张学良都是了解的。早在1931年7月初，蒋介石和张学良就讨论“是否与日本开战”问题。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张学良接电后转告东北军将领一体遵照执行，不抵抗政策从上到下贯彻到全体东北军。蒋介石担心“不抵抗政策”贯彻不彻底，东北军经不起挑衅而抵抗，于9月12日与张学良在石家庄火车站秘密会面，蒋介石说“日本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提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严令东北军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

驻扎在沈阳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从多处得到关东军准备战争的消息，预感将有大事发生，特到北平向张学良当面汇报，并请将北平、天津的东北军调一部分到东北，以防万一。但张学良对他说“蒋指示暂不抵抗”，“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王以哲回沈阳后，按张学良的指示，制定了“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退让”的政策，以“不抵抗”的原则“见机行事”，换句话说，敌来我跑，万不得已的情况下，退出北大营。

东北军其他军官也以张学良的“不抵抗”为指导思想，对下级口头指示“如果日军向我们进攻，不要抵抗，要什么给什么；如果日本向我们挑衅，我们就躲出营房，日本看到我们驻地无人，他们自然就走了，等他们走了，我们就回来；如果日军侵占我们领土，我们就报告国联，国联自然会出来主持公道，迫使日军撤兵”。更为严重的是，有些东北军高级军官担心日军进攻时，下面的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抵抗，竟然不给枪支发放子弹。

由于从上到下执行“不抵抗”政策，东北军没有一点战争意识，更谈不上应对战争的预案，以致在九一八事变的当晚，东北军很多高级军官都不在岗位上：张学良长期驻北平，东北事务由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处理，而荣臻正忙着给父亲做寿；黑龙江省军政负责人万福麟也在北平，黑龙江事务交给了他儿子；吉林省军政负责人张作相为父奔丧回锦州去了，吉林事务交给了参谋长熙洽；驻守东北军最重要兵营沈阳北大营的第7旅旅长王以哲也不在军营，军营事务由参谋长处理，第7旅下两个团长也不在军营；东北讲武学堂校长不在学校；大元帅府卫队负责人不在卫队驻地。

1979年中越战争前夕，许世友视察驻凭祥的部队后，越军立即发出战斗警报，一线部队全部进入战争状态。虽然时代不同，战争规模、兵器火力也不同，但对战争的警觉、反应、战争准备都是一样的。像东北军这样在战争来临前没有一点战争意识，那么多高级军官离开自己的岗位，已经不是“不抵抗”所能解释的了。

这就是九一八事变前东北的形势。

日军已经磨刀霍霍，马上就要发动战争；中国的蒋介石、张学良以及东北军上上下下都执行“不抵抗”政策，并想尽办法确保“不抵抗”能坚决执行。

张学良认为关东军只是挑衅，没借口他们就不会发动战争。他没想到关东军会进攻沈阳，更没想到关东军会侵占整个东北，以致酿成了大错。

东北军的其他军官，也跟张学良一样，认为只要不与日本人冲突，就能避免战争，战争迫在眉睫了那么指挥官不在岗位上。

东北就这样平静的“等待”着战争的迫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