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梁启超传》 作者：解玺璋 出版：化学工业出版社

我在《梁启超传》初版后记中曾经说过，这本书“充其量只是作为初学者完成的一份作业”，它的不完备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出版之后得到许多读者和专家老师的鼓励，但我明白，自己在这条路上刚刚迈出第一步，未来的路还很长，是从不敢懈怠的。记得一次在梁启超的家乡广东新会参加纪念活动，遇到华中师范大学的董方奎先生，他鼓励我把梁启超研究坚持下去，别轻易放弃。我当时就很激动地表示，后半生是要以研究梁启超为职志的。

我写《梁启超传》之初，曾有过一个庞大的计划，即排列了一个与梁启超相关的人物表，大约有四五十人，准备依次写下去。动笔之后才发现，这个计划是非常不现实的，这样搞下去，不仅这本书的完成之日变得遥遥无期，而且困难重重，有些困难不是当时的我所能解决的。因此，在后来的写作过程中，我便一再压缩、削减计划中的人物，直到最后落实下来的从康有为到徐志摩这十四位。

时间过得很快，五年倏忽而去，再版的机会终于来了。我将朋友们的意见加以综合，同时考虑到自己目前的可能性，决定增补“梁启超与诸兄弟”“梁启超与严复”“梁启超与宋教仁”三章，也许可以弥补前一版的某些不足。有朋友或问，何以选择增补这三章？理由其实也简单。我作人物传记，是有点信念的，即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没有材料，宁可放弃，绝不妄言。

最初我为梁启超作传时，也曾想到应有一章写他与几个兄弟的关系，尤其是二弟梁启勋，在他的人生和事业中占有极重要的位置，可惜，当时所能找到的梁启勋的材料支离破碎，微乎其微，不足以支持再现兄弟二人相伴走过数十年人生之路的企图。而“南长街54号梁氏函札”的公开披露，则使我看到了增补这一章的可能性。其中近三百封梁启超写给梁启勋的信札，提供了梁氏兄弟之间大量的鲜为人知的材料，鼓舞了我写这一章的勇气。

严复的情况也是如此。当初，能够看到的材料是很有限的，就在我的《梁启超传》问世不久，马勇先生主编的《严复全集》出版了，煌煌十一大卷，收集了目前所能看到的有关严复的全部材料，我从这里看到了增补严复一章的希望。

至于宋教仁，则源于我对民初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努力因宋教仁被刺身亡而夭折所感到的惋惜，我又联想到梁启超亦曾惋惜清末宪政“十九信条”发表得太迟，而使立宪最终没能跑过革命。关于当时中国的政治出路，以及先进分子对此所作的思考和尝试，孙中山与袁世凯两章是言有未尽之处的，这种缺陷或可通过宋教仁来弥补，因而觉得增补这一章很有必要，至少它展现了曾经发生在民初的一种可能性。

文/解玺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