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年来，随着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之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有人借此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性贡献。这其实就是历史虚无主义。

【编者按】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近年来，随着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之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有人借此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性贡献。对此，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张云教授认为，中国抗战的胜利是合力的结果，若说到“中流砥柱”，当之无愧是中国共产党。以下是他在城市文化讲坛的演讲。

中国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对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也是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的一个战场。取得这场战争的最后胜利，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际原因，也有国内原因。应该说，中国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合力的结果。那么，谁是中国抗日战争惊涛骇浪之中昂然挺立的中流砥柱呢？

在我看来，这个中流砥柱当然是中国共产党，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异军突起”和强大存在是抗战胜利的关键性和决定性的因素。这一点本来是确信无疑的，但近年来，随着对国民党正面战场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给予客观公正的评价之后，出现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有人借此贬低甚至否认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性贡献。这其实就是历史虚无主义。我今天的演讲将给出确凿的史实来说明，为什么说中国共产党是抗战的中流砥柱。

14年间中共发表抗日主张合计290次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前后14年间，中国共产党以宣言、通告、通令、决议、布告、告人民书、告白军官兵书，以及毛泽东等中共有关领导人的抗日言论等多种形式，竭力主张抗日。我做过一个粗略的统计，14年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发表的抗日主张合计290次：

6年局部战争期间共计97次：1931年10次； 1932年13次；1933年23次； 1934年10次；1935年14次； 1936年27次。

8年全面抗战时期共计193次：1937年17次； 1938年41次；1939年32次； 1940年20次；1941年25次； 1942年17次；1943年12次； 1944年14次；1945年15次。

这里，主要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及毛泽东的言论为考察对象。基本上不包括省市一级的各地方党委、团中央、少先队中央总队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群众团体和组织，也不包括毛泽东之外的中共中央领导人、高级将领等成千上百次的公开的和内部的谈话及其他言论。

通过这些数字，我们可以看到，在这14年中间，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不移地坚持抗日主张，从未有过丝毫的改变和丝毫的动摇。这些宣言、决议、通电、训令和告全国民众书等，以大量确凿的事实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险恶用心和残害中国人民的法西斯罪行，提出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开展组织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号召全国人民一致奋起，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初期，就高高举起抗日的旗帜，把抗日作为自己一项神圣而坚定的主旨，这与国民党当局的不抵抗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特别是1932年4月15日由毛泽东起草的对日战争宣言的发表，在全国各党派中间独树一帜，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在全国人民中间产生了积极影响，得到了包括宋庆龄在内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一些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称道。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领导、组织和发动之下，从“九一八”到“一二八”期间，在全国范围内，兴起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高潮。

此后，在抗日战争时期每一个关节点上，比如1933年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1935年的华北事变、1936年的西安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及“八一三”淞沪抗战、1938年的汪精卫投敌事件、1941年初的皖南事变、1945年日本投降前后发出的“对日寇的最后一役”等，中国共产党总是站在民族的立场上，率先高举抗敌御侮旗帜，义无反顾地坚持抗战，反对妥协投降，成为名副其实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坚强旗手。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

抗战胜利的实践早已证明：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坚力量，更是维护统一战线、使统一战线起到更大作用的核心因素。这是任何一个阶级、任何一个政党都无法替代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艰难形成和曲折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实行政治策略方针转变的过程。中共大政方针的调整，其重要的实践依据，主要基于下列三个因素：

一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中华民族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替代了阶级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1931年“九一八”事变和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的爆发，是中日之间14年战争的肇始。特别是在1935年爆发的华北事变，震惊国人，抗日救亡运动就此席卷全国。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重要关头，中国共产党开始调整其大政方针和斗争策略。1933年1月，毛泽东、朱德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向国民党军队提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建议。1935年8月，中国共产党发表了著名的《八一宣言》，深刻地指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严重危机，号召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以便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2月，中国共产党又在瓦窑堡会议上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在全国各界引起了广泛的反响。

二是世界局势的变化和共产国际的态度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与日本侵华战争相呼应，德国法西斯势力也蠢蠢欲动，至1934年随着希特勒上台，纳粹德国开始走上了战争之路，各国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面临着法西斯势力的严重威胁。共产国际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筹备会议，批评了以往那种认为社会民主党是社会法西斯的观点和仅仅局限于下层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各国共产党应纠正对社会民主党的反对态度，克服关门主义。在次年7-8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提出建立世界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新的策略路线，并指出，中国共产党应“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这一思想，正是《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决议的理论依据。

三是国民党内政外交政策的变化。中国国民党在“九一八”事变后一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丢失了东三省及华北的不少国土，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谴责。1935年华北事变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急剧恶化；日本无止境的侵略欲望严重威胁到了国民党的统治地位，美英法等西方国家与日本之间在华利益上的冲突进一步加剧，加之苏联政府的对华政策也在修正，并明确表示，只要中国的内战停止，国民党政府能够采取积极的抗战态度，苏联准备予以援助。在这样的形势之下，南京国民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军事上开始了对日的整军备战，在内政上由“攘外必先安内”转变为“攘外”与“安内”并重，特别是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蒋介石进一步加大了准备抗战的力度，改组国民党，调整内外政策，加紧抵抗日本侵略的军事准备。

鉴于上述局势，中国共产党人以德报怨，表现了伟大的政治胸怀和宽宏精神。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民族的生存和解放，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在对待国民党蒋介石的政策上逐步实现了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的转变。

正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促成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结束了十年内战，国共两党由此走上了第二次合作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也终于在局部抗战向全面抗战转变的历史关头正式登台，从而也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但不能缺少主观的能动性。中国共产党人因势利导，开展灵活多样的全面工作，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助推器。

做国民党和各个民主党派上层人士的工作，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可或缺的中心环节。从1936年5月至1937年11月，在不到一年半的时间里，以毛泽东个人或由毛泽东领衔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致函包括蒋介石在内的近三十位国民党中枢人物、军政显要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他们中间包括阎锡山、冯玉祥、杨虎城、张学良、王以哲、宋哲元、傅作义、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于学忠、朱绍良、宋庆龄、章乃器、陶行知、沈钧儒、邹韬奋、蔡元培、许德珩、陈公培、宋子文、邵力子、何香凝，还有陈立夫、陈果夫等，向他们痛陈目前时局之艰险，表达中共抗战之决心，特别是表明自己团结抗战的诚意，呼吁各方停止自相残杀，期望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强调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亦即民族国家之福也！由于致函对象的特殊身份，中共的政治主张收到了十分明显的社会效果。

做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工作，是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先决条件。红军长征抵达陕北后不久，在蒋介石的敦促下，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西北军，成为“剿共”主力。能不能做好这两支军队的工作，实现局部团结抗战的局面，是中共面临的当务之急。中共对东北军的工作，可谓高明加聪明，形式也灵活多样。首先在军事上敢打必胜，经过崂山、榆林桥、直罗镇三次战役，我军消灭了东北军三个师，打死了两个师长、七个团长，俘虏了一大批官兵（约4千多人）。其次是攻心至上，当时提出两个口号，一个叫“打回老家去！”，一个叫“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进攻瓦窑堡，看到土围子上有一个横匾，上面写了三个大字：山海关。东北军许多官兵看了这三个大字，触景生情，都掉了眼泪。无声的语言，胜过多少个大报告！对在战场上俘虏的4千多名官兵，红军不虐待，不打骂，生活上优待，每天上政治课，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他们看清中共是坚持抗日的，是为民众的，然后让他们回去。回去后，他们就成了红军的义务宣传员。正是与红军的几次交战，使张学良看到了打内战没有出路，更由于中共的工作，中下层官兵对张的影响，张学良开始与红军拉关系，西安事变前，张学良就已经走上了联共抗日的道路。

至于西北军，工作更好做一点。据有人回忆，杨虎城在大革命前就曾提出过入党要求，大革命失败后，他的部队里保持了一大批共产党员，著名的有南汉宸、魏野畴、王炳南等。中共还派汪峰去联系协商合作抗日的具体事项，很快达成协议。所以西安事变前，西北地区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三支军队的局部地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了。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扭转时局的关键。卢沟桥事变和淞沪抗战的相继爆发，终于促成了国共的第二次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此正式建立。这与中国共产党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以国共合作为其主体，因而不仅具有广泛的政治代表性，同时也有其复杂的阶级矛盾。中国共产党忍辱负重，在实践中坚持，在坚持中发展，为赢得抗日斗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特殊的贡献。

必须指出，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由于英美的影响，在日益尖锐的民族矛盾刺激下赞同抗日，但并未放弃一党专政政策，致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始终没有达成共同的政治纲领和固定的组织形式，这不能不影响着其内部的团结和稳定。1938年10月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集中兵力向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发动攻势，对国民党则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竭力挑拨国共关系，破坏中国抗日阵营的团结。蒋介石集团开始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从1939年冬至1943年春夏，国民党顽固派先后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面临着破裂的危险。

面对复杂形势，中国共产党把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全民族抗战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提出了“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在处理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时，采取了既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总政策。同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原则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是自卫的原则，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有利”是胜利的原则，不斗则已，斗则必胜。“有节”是休战的原则，适可而止，使斗争及时告一段落。

1941年初，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舆论大哗，“亲者痛，仇者快”，周恩来在《新华日报》发表了一首著名的诗句：“千古奇案，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国内外不少人断定国共合作即将破裂，内战可能扩大。但是，中国共产党在坚决揭露国民党破坏合作抗战的阴谋、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同时，公开表明坚持团结抗日的方针绝不改变。此举得到了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积极反共的嚣张气焰，使其不得不有所收敛。

正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忍辱负重，努力团结各方爱国力量，先后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防止了统一战线内部的分裂，遏制了妥协投降的逆流，维护了全民族长期抗战的局面。

国民党只是设想，真正开辟敌后战场的是共产党

抗日战争14年惊险而漫长的烽火岁月，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地坚持了抗日主张，坚持了全民族抗战的政治立场，在全国人民面前竖起了一面旗帜，指引全国人民的抗战方向，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领导、思想指导和理论干预。不止于此，中国共产党自始至终奋斗在抗日战争的全过程，坚定不移、竭尽全力地率部奔赴抗日前线，浴血疆场，英勇杀敌，成为威震敌胆的一支劲旅。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抗日联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基于“非抗战无以图存”的认知，立足“誓与日寇决一死战”的坚定立场，表示“愿同国民党人和全国同胞一道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但是，面对相当强大而又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军队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斗争方略才能与之交锋，并取得最后胜利？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抗战初期遇到的一个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于是，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地位被确立，游击战的战略方针脱颖而出。

抗日游击战争战略地位的确立和战略方针的制定，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无奈之举，但又是对战争态势进行科学分析基础上的明智选择。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讲到，抗战开始时我们是弱国，为什么？“因为我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显得不如敌人”。如果力量非常强大，用得着走这条路吗？所以说是无奈之举。但又是高明的选择，因为找到了一条弱军对付强军、弱国对付强国的取胜之道。实践证明，当中国共产党开辟了抗日游击战争这条正确的途径之后，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敌后战场，逐步在战略的层面担负起了抗日战争主战场的历史任务。可以这么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是将日本侵略者拖入中日持久作战泥潭而不能脱身的主要原因，同时也是日本侵华战争遭到彻底失败的主要因素。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也在艰苦卓绝的民族战争中发展壮大，充分说明这条路选对了。

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党统帅部曾经提出一个重要的战略设想，叫做“变敌后方为前方”是第二期抗战的重心。国民党所谓的“第二期抗战”相当于中共提出的相持阶段。这个战略设想很好，其主旨是：开辟敌后战场，把敌后战场变为抗日的主战场。不过，这一战略任务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实现的。在全面抗战八年中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英勇作战12.5万余次，以61万余人的重大代价，歼灭日伪军171.3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收复国土104.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从战略相持阶段起，也就是第二期抗战期间，抗击了58%-75%的侵华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这一点，连日军方面也给予了肯定，华北日本侵略军不得不承认：“共军”是他们的“致命之敌”，使他们“陷入完全被动局面”。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在浴血奋战中不断成长壮大，正规军与地方武装由全面抗战爆发时的11万余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发展到132万人，民兵达268万余人，并不失时机地发动、组织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迅速建立和巩固了19块抗日根据地，分布在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是坚持抗日、坚持团结、坚持民主、坚持进步的模范样板，是推动抗日战争胜利、推进中国社会发展的坚固堡垒。当时被称之为“美国华盛顿”的红色首都延安，就是一个被普遍认同的中国革命圣地。

总之，在国民党正面战场，广大官兵血战疆场、英勇杀敌，虽历经22次大会战，仍未能阻挡住日军的战略攻势而节节败退，在侵略者掀起的滔天恶浪席卷中华大地之际，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却在敌后战场狠狠打压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成为无可争议的中流砥柱，也成为中国人民心目中一座充满希望、充满光明的灯塔。

【思想者小传】

张云，上海抗战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会会长，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名誉会长，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常务副会长，国防大学政治学院教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通史、中国共产党党史、中华民国史、中国军事史、军事思想和军事史学理论等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著有《潘汉年传》《张承宗传》《陈丕显传》《兵苑学思》《中共党史十讲》等30多部著作，撰写论文200余篇。（作者照片由本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