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是后世史书上公认的宋朝除宋太祖外最好的皇帝，他性情温厚，在位的四十二年期间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都发展到当时的巅峰。仁宗时期名臣辈出，有宋以来的名相大多活跃在他执政的时代。对外主要是对北方的辽国也基本上以和平共处为主旨，据说他去世的时候辽国的皇帝悲痛不已，哭着说“四十二年不识兵戈矣”。

如此盛世，照理说赵祯可以安心做个守成之君，满满的享受皇权带来的富贵人生，可赵祯也有更大的雄心壮志，想要有所作为，所以就有了麻烦事，他继位后熬到摄政的刘太后死掉并真正掌握权力后，发现国家还是有相当大的隐患，其中内部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宋朝开国以来积攒下来的冗兵、冗官和冗费这三大现象导致国家财政出现了一定的危机，而外部危机主要是西北边境和西夏敌对并不断交战，但受限于财力和战法总是处于下风。

为解决这些积攒下来的矛盾，赵祯想寻求改变，他委派被宋朝人称为“本朝第一人物”的范仲淹主导变法，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庆历新政”，新政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以应对西夏带来的战争威胁。

范仲淹的个人品格是宋朝的士大夫们绝对尊崇的，他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让士大夫们尊为人生格言，南宋时期的朱熹就说过“本朝为范文正公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可个人魅力超级高的范仲淹所主导的变法还是失败了，“庆历新政”不到两年就最终被赵祯叫停，这是为何？其实“庆历新政”的失败主要有以下三大原因：

第一：“庆历新政”中范仲淹把改革的方向搞反了，他希望先上后下来进行变革，看看他对赵祯呈上的新法指导纲领《答手诏条陈十事》都有些什么内容，一曰明黜陟，二曰抑侥幸，三曰精贡举，四曰择官长，五曰均公田，六曰厚农桑，七曰修武备，八曰减徭役，九曰覃恩信，十曰重命令。十条中有七条都是针对官员这个群体的，颁布的具体法案和措施也都是如严格选拔官员、改革恩萌制度、审核官员们的职田等触动官员切身利益的法例，在极度需要官员群体衷心配合执行新法的背景下，范仲淹却又先拿官员们开刀，把新法的执行人和监督人得罪了个精光，结果当然是群起反对。

第二：在反对派以结党乱政的罪名攻讦范仲淹的时候，支持范仲淹和“庆历新政”的欧阳修不合时宜的向赵祯进献了著名的《朋党论》，公然呼吁君子应该结党，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严重的触犯了赵祯这个皇帝的忌讳，封建王朝时期，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可能支持手下的大臣们抱团结党威胁皇权，《朋党论》一出，把本来支持变革的皇帝赵祯给吓住了，开始担心并警惕起以范仲淹为首的变法派。

第三：宋仁宗庆历三年才开始搞“庆历新政”，可没多久，即庆历四年，宋朝和西夏的战争局面被打破，这一年宋朝和西夏签署了“宋夏和议”，宋朝再次用赐岁币的方式换来了边境地区的和平，虽然宋夏之间的和平很可能只是暂时的，但“宋夏和议”的签订使“庆历新政”失去了目的性，都和平了，还急着改什么革？

于是在大部分被“庆历新政”触动了自身利益的官员们的群起反对声中，又担心范仲淹及其追随者们公然结党而势大难治，被新政引起的党争搞得焦头烂额的宋仁宗赵祯在国家外部形势得到极大缓解的情况下叫停了这次变法，“庆历新政”的主要支持者范仲淹、韩琦、富弼、欧阳修等先后被调出中央到地方任职，进行不到两年的“庆历新政”夭折。即使后来“独负天下大名三十余年”的王安石上书赵祯希望再次变法，可赵祯因为“庆历新政”的失败产生了心理阴影，再加上赵祯执政后期的主要精力是放在没有亲生儿子继承皇位的问题上，因此再没有搞过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