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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书，专治各种不服

出书治国，反腐的目的没有达到，倒使一个大老粗加入了文化人之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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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的皇帝喜欢写诗，如南唐元宗李煜，如果不做皇帝，一定会是一个好诗人；有的皇帝喜欢踢足球，如大宋徽宗赵佶，自从他走后，中国足球就没有振作过；有的皇帝喜欢音乐，如唐玄宗，如果不做皇帝，一定是个有造诣的音乐家；有的皇帝喜欢演戏，如给自己取艺名“李天下”的后唐庄宗李存勖，如果不做皇帝，那一定会成为好的表演家；有的皇帝喜欢玩木工，如明熹宗朱由校，如果不做皇帝，一定会是一个好木匠。

这些都算作不务正业，真正既做皇帝又务正业的，要数明朝开国皇帝太祖洪武帝朱元璋，他的爱好是编书，通过出书专治各种不服。

朱元璋主编的第一本书无疑是《大明律》，从1367年做吴王开始，他就决定以法治国，令李善长负责着手编著律令。《大明律》初稿出来后，朱元璋迫不及待地想让全国人民都知道都理解，又命人将所制定的律令中涉及民间的所有事宜，除礼乐、制度、钱粮、选法外，分类汇编成通俗讲义刊发全国，命名为《律令直解》。刊发不久后，朱元璋又发现一些地方需要加以完善，于是在洪武六年，他又组织编写了《律令宪纲》，亲自对所有内容逐篇审核，到次年二月最终完成。

洪武七年（1374年）1月6日，这部有些地方由朱元璋亲自执笔的《大明律》正式颁行天下，成为有明一代的宪法，规定后世子孙不许更改一字。

《大明律》开启了朱元璋铁腕反腐的序幕。这个出身寒门，从小受尽穷苦、恨透贪官污吏的皇帝，初登大宝不久，便开始以官员为敌，规定：以贪污六十两银子为限，超过此红线，杀无赦。

然而，现实却无情地打了皇帝陛下一记大大的耳光，以洪武十八年的户部侍郎郭桓案为例，主犯郭桓仅贪污税粮及鱼盐等折米即达两千四百余万石！超出贪污六十两银子的不知多少倍。然而，郭桓案并没有打消朱元璋反腐那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就在这一年，朱元璋出版了第二本书——《御制大诰》，于十一月正式向全国发布。

这是一部由朱元璋以皇帝之尊亲自写定的刑典，不假手于他的秘书，可见他对这书的重视程度。

其实，这是一部反腐的案例集，全书收录了洪武十八年审判过的重大典型案例，计有诽谤皇帝、妄议中央、结党乱政、玩忽职守、滥设吏卒、贪赃受贿、科敛害民、侵吞钱粮、逃避粮差等都在列，凡七十四条。

本书还有一个特色，就是在案例中还配有朱元璋自己的讲话，作为对天下臣民进行政治纪律教育的教材。为了推行这部书，朱元璋规定，凡犯罪者，若是家中收藏有大诰的，就可以将刑罚减轻一等；反之，就要罪加一等。

洪武十九年春，朱元璋刊布《大诰续编》，计八十七条，洪武十九年冬，又刊布《大诰三编》，凡四十三条，洪武二十年冬，再刊布《大诰武臣》，计三十二条。连续四年，大诰工程才得以刊布结束。

朱元璋希望公布这些反面案例作为惩治贪官、统一思想、巩固统治的活生生的教材，但他也知道自己的愿望到了基层很有可能会被阳奉阴违，于是要求科举考试从《大诰》中出题。

这样，以国子监为首，全国各级各类学校开始将《大诰》作为一门课程来进行专门讲解，在全国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学习《大诰》热。

洪武三十年五月的一天，“天下讲读《大诰》师生来朝者凡十九万三千四百余人，并赐钞遣还”。想想后来伟人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的场景，就不难想像其场面之壮观，《大诰》终于成为家家皆藏的“红宝书”，有诗人赞：“田家岁晚柴门闭，熟读天朝《大诰》篇”。

后世有人认为《大诰》的刊布是朱元璋着眼于廉政文化建设的，其实是没有细读之故。试举《大诰》中收录的二个案例：

一件事是发生在福建沙县，这个有闽学摇篮之誉的地方，有百姓罗辅等十三人闲来无事，聚在一起议论朝廷：“如今朝廷法度好生厉害，我们如果都被截去了手指，就成了废人了！”这话不知怎么最后竟然传到了朱元璋耳里，这还了得？这不是“诽谤朝廷”、妄议中央吗？于是，下令“枭令于市，阖家成丁者诛之，妇女迁于化外。”

另一件事是关于一个医生的。锦衣卫有个名叫王宗的厨师，犯了罪怕杀头，让家里人向一个叫王允坚的医生买了一包毒药。朱元璋得知此事，下令逮捕王允坚，让他把自己卖出的这包毒药当场吞下。王允坚不敢不吃。朱元璋又问他这毒药是怎么配制的，吃下去之后多长时间会死，如果中毒而死还有什么留恋等一堆问题，王允坚一一作了回答。朱元璋又问他这毒药有没有解药，王允坚说，用凉水、生豆汁、熟豆清掺合在一起饮下，可以解毒，若用“粪清拌凉水”解毒更快。于是，朱元璋叫人取来凉水半碗，粪清少许，在旁边等待。不一会，王允坚出现中毒症状，眼神四顾，烦躁不安，两手不住往身上搔来搔去，朱元璋又问他中毒后的感觉，直到看到王允坚痛苦难耐、生命垂危之时，才叫人给他灌下解毒的粪清和凉水。王允坚受尽折磨，奄奄一息。第二天，朱元璋又下令将王允坚枭首示众。

相信，每一个读到这样的案例的人，都会惊出一身冷汗吧。

服不服？《大诰》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颁布《昭示奸党录》，这本书其实有三本，所谓奸党，是指胡惟庸一党。胡惟庸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名至实归的丞相，也是最后一个敢向皇帝权威挑战的丞相。洪武六年（1373年），淮西朋党集团的领袖李善长推荐其同乡兼姻亲胡惟庸担任右丞相。洪武十年，胡惟庸升任左丞相。洪武十三年（1380）正月，胡惟庸称其旧宅井里涌出醴泉，此为祥瑞，并借此邀请朱元璋前来观赏。朱元璋欣然前往，走到西华门时，太监云奇紧拉住缰绳，急不能言，拼命指向胡家。朱元璋感觉事态严重，立即返回，登上宫城时，发现胡惟庸家上空尘土飞扬，墙道都藏有士兵。大怒，以“枉法诬贤”、“蠹害政治”等罪名，当天处死胡惟庸、陈宁等。同时藉辞穷追其友好，包括开国第一功臣韩国公李善长等大批元勋宿将皆受株连，牵连致死者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

胡惟庸是否谋反，史家说法不一，但是，朱元璋藉此诛杀开国功臣，废除丞相却是不争的事实。

为了平服天下人心，朱元璋将审讯他们的认罪“证词”、“检讨”编成《昭示奸党录》一二三本，颁行天下。

洪武二十六年（1393）五月初一日，朱元璋又颁布《逆臣录》。这本书记载了蓝玉党人的供词，并在每份供词前有招供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身份及与蓝玉关系等介绍等，当时挂名“蓝党”者人数已近千，其实蓝党一案族诛者已达一万五千人。

洪武二十五年八月，朱元璋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就是在这本书里，朱元璋明确规定官吏贪赃银六十两以上的斩首示众，并把皮剥下来，填塞以稻草和石灰，挂在官府案桌旁，以警示继任官吏不要重蹈覆辙，因此，书里重点且详细记载了朱元璋制定官吏工资标准的理论依据，也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的俸米。

书名为醒贪，就是帮官员算帐。醒贪书里算账算的非常清楚，朱元璋指出，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明代一石米大约是现在的155市斤，按一斤米值2元钱算，年薪大概是32万元。县令是其年薪的1/12，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因此，官员有什么理由贪污呢？朱元璋给官员算帐的目的也是提醒他们心中要有一笔经济帐，因为，一旦腐败案发，不仅这些好处都没有了，而且还会祸及自己和家人。顺便说一句，记账必须使用大写数字（如“壹、贰、叁”）的规定就是自朱元璋开始，以防止篡改财务数字。

高压反腐的效果并不如朱元璋所愿，“朝杀而暮犯”，朱元璋编书也一发不可收拾。

洪武十一年，朱元璋编撰分国记述春秋时期史事的《春秋本末》一书，体现“尊王攘夷”精神，“敕内官刊梓禁中，以传示四方”。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伏诛后，朱元璋罢中书省、废丞相，又诏儒臣采历代史载相臣事迹，按“贤”与“不肖”分类，编成《相鉴》一书，贤者自萧何至文天祥共82人，为传十六卷；不肖者自田蚡至贾似道共26人，为传四卷，朱元璋亲自作序。

同时，又命翰林儒林篡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官之属悖逆不道者，一共212人，备行其事，以类书之，赐名为《臣戒录》，颁行中外诸臣，“俾知所警”。

1373年，诏令文原吉、王馔等编《宗藩昭鉴录》，广采汉唐至宋藩王善恶可为鉴戒的事迹，进行编辑，这一回不再刊行全国，而是颁赐诸王。

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下集辑历代宗室诸王为恶悖逆者，以类为编，直叙直事，取名为《永鉴录，“颁赐诸王”，作为教育、训戒读物。

此外，还有诸如《志戒录》、《武士训诫录》等书陆续刊行，总而言之，朱元璋对谁也不相信，对谁也不放心，在他看来，这天下唯独他一个人伟光正。编这些宝书，就是专治悖逆不道者，专治各种不服。

当然，也不要以为这个乞丐出身的天子一天到晚净搞些没文化的惊悚之事，事实上，朱元璋还出了不少有文化的书。

洪武五年，朱元璋抽空读《孟子》，此前，他要么是没有条件要么是没有时间读四书五经，如今天下初定，没有点文化怎么来治国呢？谁知，这一读不打紧，当他读到《孟子》竟然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等语，不禁怒从心中起，随即召集臣工，下令把孟子的牌位，从文庙里撤出来，取消其配享资格。

孟子从祀孔庙，比朱元璋的宗庙要长不知多少年，如今突然不准他从祀，一时朝堂大哗。朱元璋见大臣们不服，下令不许任何人谏争。

然而，就有人不信邪，这人就是刑部尚书钱唐，他偏要进宫为孟老夫子求情。朱元璋命令金吾卫立在殿前向他射箭，以阻止他进殿。钱唐肩、臂之上各中两箭，鲜血直流，不过他仍然楞往里闯。朱元璋敬他是条汉子，只好让他进殿，听他宣讲了一番大道理，不久只好又恢复了孟子配享孔庙的资格。

但是朱元璋仍然不解气，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忍了十多年的朱元璋终于下令删《孟子》，他对主持删节重任的大臣恶狠狠地说：“如果这老头子活到今天，落在我的手里，他还有命才怪！”（“使此老在今日，宁得免焉？”）后世有人问：假如鲁迅活到建国后会怎么样？答案早就在这里呀。

这样，书中凡是朱元璋不喜欢，不爱听，反感的，有损帝王威严的章名，统统删节掉了。总计砍掉《孟子》原文85条，只剩下100多条，编成《孟子节文》一书，以此作为科举考试的范本。

在驱孟子于文庙之后，洪武七年（1374年），朱元璋亲自注解《道德经》并作序。在序言中他详细记述了自己读《道德经》的过程与用意，这本《御注道德真经》成为历史上四位帝王注老的版本之一，与唐玄宗的《道德真经注》和《道德经义疏》、宋徽宗的《御注道德真经》和清世祖雍正的《道德经》相并列，至于有多少人去读它，就不知道了。不过，“大老粗”朱元璋也得以与其他三位皇帝一起进入“文化人”之行列。

服不服？如果不服的话，再看他的《御制文集》。

如果说前述书籍不过是朱元璋出乎治国理政的需要而编，那么，传世的《御制文集》则是他个人的性情之作。集中收录有朱元璋的一百多首诗词，如《咏燕子矶》、《金鸡报晓》、《示不惹庵僧》、《咏菊》、《咏雪竹》、《野卧》、《钟山赓吴沉韵》 等。兹录几首：

《咏燕子矶》

燕子矶兮一秤砣，长江作秤又如何？

天边晓月是钩挂，称我江山有几多！

诗里，朱元璋将长江比作秤，燕子矶为砣，天边晓月当成钩，然后称一称江山的分量，虽然没有多少文学意蕴，但那种志得意满之心态，也让他获得了不少粉丝。

《金鸡报晓》

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

三声唤出扶桑日，扫败残星与晓月。

这首诗确有平淡中出奇趣之笔，或许是灵感所至，但依然掩不住其俗。

《示不惹庵僧》

杀尽江南百万兵，腰间宝剑血犹腥。

山僧不识英雄汉，只恁哓哓问姓名。

这首诗如果也可叫诗的话，充其量也只能和黄巢相媲美。

清代不无吹捧朱元璋的史学家赵翼也不得不承认其诗“不无词臣润色”：（朱元璋）“文学明达，博通古今，所传御制文集，虽不无词臣润色，然英伟之气自不可掩”（《廿二史札记》）。

服不服？不管你服不服，反正我是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