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红色枪骑兵】

在日本漫长的历史上，或许只有战后的这两三年时间里面，来自底层的革命显得如此切近，如此紧迫，如此现实。

赤旗的海洋

万世一系的神国，八纮一宇的圣战，这些曾经被吹嘘的神乎其神的东西，现在都已经被证明是纯扯淡。天天饿得要死，不得不一件一件地把自己身上的衣服卖给黑市，就连平常意义上的的纯良美俗，也保持不住。民众需要社会正义来反抗黑暗的现实，而在当下，社会正义的名字就叫和平与民主，可是举目四望，哪里有和平与民主的代言人呢？

当然，在占领军的威光之下，谁都能来两段和平与民主的贯口。可是老百姓还是有点记性的：在昭和初年的举国疯狂中，别说所谓的“民主派”政治家，就连标榜“独立”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们，也都改换了门庭，投身鼓吹侵略战争。现在他们忏悔的忏悔，改口的改口，开始说民主与和平了。

可是，民主和平并不能解决民生凋敝、黑市猖獗的问题。 因为在日本传统的政治词典上，“民主”就意味着党同伐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就意味着财阀和政治家的蝇营狗苟。而“和平”则更简单，不宣战就算和平。如果任由政治精英继续去搞战前的那种民主与和平，日本的情况情况更糟，绝不会改善。

占领军确实带来了民主与和平，但并没有告诉日本人怎么用这个来解决政治黑暗，投机倒把，经济停滞的问题。何况现在站在台上鼓吹民主与和平的人里面，口袋里揣着黑市的股份，屁股上盖着军国主义时期的紫色检疫合格章。

日本人哪还有身世清白的政治人物可以相信呢？——别说还真有，就是先前被日本政府通缉的政治犯们，一帮死硬的共产党。他们之前因为不愿意与侵略战争同流合污，要么被杀，要么坐牢，要么逃到国外去了。

他们证明了自己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人，是十五年侵略战争中唯一没有出一点力的人。现在他们从牢里和国外出来了。于是乎，自然就成了追求和平与民主的典范，一片空虚中仅存的道德楷模。

尾崎秀实与佐尔格

战后的第一位共产党明星是佐尔格情报小组的成员，最后和他一起受绞刑的共谍尾崎秀实。其在狱中写给妻女的书信集《流星般的爱情》在战后一经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以叛国罪被处决的大共谍在朝不保夕的牢狱生活坦率诚恳展现出的内心世界，让民众看到了逆境和重压下除去苟延残喘以外的另一种的真实，找到了除了军国主义叫嚣以外的另一种爱国主义。找到了将自己与英雄们联系起来的共通点，找到了追求正义和自由的动力。

1946年1月，长期在中国领导“日本士兵反战同盟”的日共领袖野坂参三回国了，盛况仿佛拿破仑从厄尔巴岛前往巴黎：在他从博多登陆开始到坐火车抵达东京，沿途处处受到欢迎，在由影院改建而来的共产党代代木总部外面，穿着和服与洋服的女性市民蜂拥成群，手中的红旗汇成了红色的海洋。

野坂参三在回国之后的演说中强调，“事实证明共产党是真正的爱国者和真正的民主守护者”，正是那些将共产党投入监狱的军国主义分子和传统政治精英造成了战争的灾难。现在人民依然面临着特权阶级，保守派政治家和军国主义余孽们的威胁。他承诺要建设一个“可爱的共产党”，通过和平的方式建设资产阶级民主，从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

从牢里出来的德田球一（左）志贺义雄（右）与从中国回来的野坂参三（中）

战前的共产党不过是个几百号人的秘密组织，在大众眼中的印象是充斥着内部肃清和派系斗争的极端团体，现在他们还是只有几百人，却成了日本的良心，日本和平与民主传统的代言人，而且还要“可爱”起来，实在有点令人难以置信。

不过日本共产党确实不负众望地带来了民主的新形式，某种意义上来说，这还多亏了占领军帮忙。

与“穿越者”达成共识

占领军总部（GHQ）所有的人都有军职，但这并不是说他们都是职业军人——其实大部分都是经济法律等各方面的专家，挂了个军衔就来当差的，然而这些专家们却没有一个是研究日本的，这对于日本统治精英们来说真是个坏消息。

当时在美国的国内也颇有一些长期从事对日外交和日本研究的“日本通”，以美国前驻日大使格鲁为代表。这些人明白日本战前政治的运作方式，多少认同日本“国体”的价值，至少也会说日语。

珍珠港事变爆发时的美国驻日大使格鲁

在战前日本和美国合作无间的时代——换句话说就是美国出口废钢铁和石油，帮助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时代——“日本通”们与日本的政治精英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如果有这些人在GHQ里面，护持“国体”的大业当然能有不少助力。

不幸的是因为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日本通”也替他们的日本朋友承受了民众和高层的怒火。因为他们似乎被清酒灌蒙了，未能及时对日本的军国主义化发出警报。

有鉴于此，东京的占领军司令部几乎是彻底排斥一切有日本经历的人。法学家阿尔弗雷德·欧普勒也在占领军中得了一个任命，被监修日本全部的民法和刑法。他的第一反应是想要GHQ另请高明：实在不是他谦虚，他在德国出生，对日本的情况一无所知，但占领军就喜欢他这样的人，因为“没有成见”。

取代“日本通”的是一群被称为“中国通”的人，这些人都有些在华活动经历， 虽然都自称是民主自由主义者，但按照后来麦卡锡的标准，十有八九都是铁证如山的共谍。《太平洋事务》的编辑毕恩来就是其中之一，他曾经在燕京大学任教，和拉铁摩尔一起访问过延安，见过毛主席。他就任GHQ的经济分析师，主张废除天皇制，彻底解散财阀。

从左至右：菲利普·杰弗、拉铁摩尔、朱德、艾格尼斯·杰弗、毕恩来

毕恩来的观点颇能代表这些人的认识。他说， 日本的“自由主义者”是这些人：“他们曾经领导过1941年前被镇压的政党、工会和农会”，“曾经公开地、毫不含糊地反对战争，可能由于鲁莽坐过牢，饱受摧残”。在美国，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在罗斯福时代已经算不上离经叛道，但在日本却仍然是少数“极端分子”才享受过的“殊荣”。

“中国通”们对日本政治精英们所守护的“国体”没有丝毫的好感。他们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把自己在美国的价值观应用在日本，凡有不符的传统制度则全部砸的稀巴烂。简直像是一群穿越者闯进了异世界一样。

占领军毫无顾忌地允许工农群众自由结社，这不但是战争期间军国主义政府所不可能允许的，甚至战前的日本政府也是不能允许的——因为正是这些做法让共产党有了“水”，也正是如此，日本的政治才第一次冲出了高层帷幕。

保障劳动者集会，罢工，团体交涉权利的工会法是在1945年的12月22日才正式通过的，但是截至1945年终，工会人数已经达到38万人。又过了一个月之后的1946年初已经突破100万。到1946年底已经上升到560万人。为了争夺工会组织的领导权，右派，社会党和共产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而最终的结果是刚从监狱里出来的共产党掌握了三分之二的工会组织。

工会不是突然就从草丛里跳出来的：二战中日本为了进行总体战动员，将大多数工人都编入了管理体系之内。工人们很自然地就由这些组织建立起了工会。现在轮到共产党动员他们了。

群众的团结和创造力几乎是立刻就显现出了政府解决不了经济萧条，但是共产党却鼓励工人自己动手解决——企业主们如果不满足工人改善待遇的要求，工人们就以“生产管理”为名，抛开企业主和管理者进行生产，《读卖新闻》、京成电铁和三井美呗煤矿一度都被造反的工人与职员控制了。

在团结和尊重专业技术的劳动者自治下，他们的产量反而提高，成为了糟糕经济状况中的亮点。这越发证明了他们的观点：民不聊生全系政府和资本家捣乱，必须推翻保守派政权。而政治精英们却为此大为不安：企业简直归劳动者所有了，接下来岂不是要一切权利归“苏维埃”了！

你选你的，我闹我的

1946年4月10日，日本帝国议会进行了最后一次众议院选举，虽说占领军已经修改了选举政策，但是保守派依然占据极大优势：不错，有几百名就政治家和旧官僚已经被剥夺政治权利，但他们的门生子侄依然继承了他们经营的势力，而左派的候选人们却还没来得及适应选举游戏的玩法，建立新的支持基础。

可是共产党和群众自有自己的玩法，就在总选举前三天，69个工农团体和45个文化团体组成了7万人的大潮，涌进了日比谷公园——运输业工会动员了50多辆大卡车来运送东京地区的集会者，而国铁工会则安排外围县市的代表免费坐上火车前往。在树上都站满了人的大会上，群众通过决议要以“民主革命”的方式推翻币原喜重郎政府。而且他们接下来就真的行动起来了。

围攻国会议事堂的群众和美国装甲车

5万群众开拔前往首相官邸，最后是由于美国宪兵的介入，官邸才不致被愤怒的群众冲垮。以德田球一为首的13人代表团被允许进入官邸陈述他们的意见。德田当面指责币原说，他如此肥胖，绝不可能是靠政府限定的每月500日元收入过活。在前政治犯的逼问下，战前就赫赫有名的外交家和政治家惊慌失措，最终狼狈逃离了会见室。

币原喜重郎

最后的选举结果是，466席中，保守派的自由党和进步党分别拿到141席和94席，左派的社会党93席，中派的协同党14席，日本共产党5席。经过一番PY交易，保守政客吉田茂荣幸地成为了日本最后一位被天皇任命的首相，可是他上台的时候，眼前是一片红旗的海洋，身边则找不出愿意充数的阁僚，因此前首相币原喜重郎不得不继续留任。但过激分子们似乎不准备给他们太多时间。

5月1日，共产党发起了全国范围内声势浩大的劳动节集会，参与人数高达250万。组织者们向占领军和同盟国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函，表示要动手“根除封建独裁的压迫，基于国民的真正意愿建立人民政府，绝不再次破坏世界和平”。

东京主会场的参加人数高达50万人

5月12日，一小群受困于粮食分配不足的示威者在野坂参三的鼓动下直冲皇宫检查御膳房，结果当然是发现了许多普通家庭饭桌上看不到的食物。这件事情成为了一周以后25万人参与的“粮食五一节”的导火索，德田球一对饥饿的主妇和女学生们发表了他对天皇的尖锐吐槽：“我们在挨饿，而他怎么样呢？……可能天皇只会说"啊，是那样吗？""啊，是那样吗？"

“粮食五一节”上饥饿的学童

5月接连不断的抗议高潮，似乎意味着日本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底层革命就要到来了。为了平息事态，裕仁天皇再次放送了他的“玉音”，试图呼吁国民团结，并表达了对民间疾苦的关注，正如他在战争中一再表示的那样。群众对裕仁的陈词滥调报以哂笑，天皇似乎有回到了他在日本古代历史中惯常的泥塑木雕般的位置，

然而，另一个来着云端的声音却仿佛晴天霹雳：5月20日，最高司令官麦克阿瑟发布警告令，谴责了“少数分子的过激行为”和“暴民政治”，联合国对日理事会的美国代表则傲慢地断言，五一群众集会递交上来的信函有“俄语翻译来的迹象”，将群众民主行动归为苏联间谍阴谋——这种手段在日后的几十年会多次使用。

21日，麦克阿瑟召见了吉田茂，许诺增加美国粮食援助以应对饥饿。第二天，吉田茂宣布组阁成功，保守政府度过了垮台危机。而左翼势力和群众的气势则为之一挫。

群众组织并没有因此一蹶不振，反而是继续扩张，共产党的斗争也没有就此结束。但是任何人都看得出来：他们踢到铁板了，想要搞“民主革命”不可能了。草根民主从此被占领军的五指山给罩住了，日本历史上距离成功最近的一次底层革命被扼杀掉了。

恍惚间共产党员和草根民主主义者们发现，情形似乎跟战前没什么两样，任你如何自由民主，却有个天皇在你头上肆意妄为，说不得碰不得。当时天皇是个戴眼镜的小个，这个换了一个——块头大得多，而且叼上玉米芯烟斗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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