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说经济是中国是永动机,现代人会觉得不可思议,你就扯吧,吹吧。但对中国古人而言,在中国历史中,这的确是一个稀松平常的观念。儒家和道家都认为经济是一个自动的体系,经济的运行是自动、永续的,无需人为的担心,政府都不该把经济的运行当成一个关注点。
道家讲“无为”,儒家讲“舍利取义”,讲“君子小人”之别,都是在倡导和坚持政府不应该关心和干预经济。经济是老百姓的事,老百姓自己会做的很好,经济会自动、自然地运行。他们都把老百姓看成经济上的绝对独立自主的主体,具备完全的生产和经营能力。
当然,儒道两家的观点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道家认为政府不仅不要干预老百姓的经济生活,而且也不要干预老百姓的其他任何生活。每个人不仅是绝对独立自主的经济主体,在任何方面,也都是绝对独立自主的主体。因此,道家认为政府的存在没有任何合理性,任何的政府行为都没有合理性。
所以,道家说“无为”。这个“无为”不是说给所有的人的,而是仅仅说给政府的,说给政府官员的,以及想要做官的人。“无为”本质上是对政府彻底否定,而对政府的彻底否定,所对应的就是对老百姓的彻底肯定,认为老百姓具备绝对的主体性地位,应该是“有为”的。
儒家从根本上也是承认人的绝对的主体性地位的。但是,与道家不同的是,儒家并没有把所有的人的事务看成铁板一块,而是把起分成了两个领域,一个是经济领域,另一个则是道义领域。儒家认为,在经济领域,老百姓是具备绝对的主体性,但是在道义领域,老百姓是有所欠缺的,需要外在的帮助,方能够提升。
进而,儒家也把社会中的所有行业分成两个部类,一个部类是经济部类,包括经济领域的所有产业分工、各行各业,另一个则是道义部类,包括教育和政治两个子行业,主要是政治。这样整个社会群体也就分成了两大类,从事经济各行业的人叫“小人”,从事道义行业的人叫“君子”或“士”。即君子、士是以道义为业的人,而小人是以经济为业的人。
“义利之辩”是儒家的核心问题。但是,现代人把儒家的“义利之辩”仅仅当成一个理论思辨问题,实际上,“义利之辩”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经济问题,是一个社会分工问题,也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政治问题,政治的基本目标与合法性问题。
通过“义利之辩”,儒家努力让道义从经济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东西,进而主张应该有专门的人从经济领域脱离出来,专业从事道义服务,主张应该有一个独立的道义行业,这个道义行业就是政治、政府。
因此,“义利之辩”从根本上来讲,绝不是否定利,肯定义,也不是重义轻利,而是强调义和利的分离和独立,义是义,利是利。儒家是绝对肯定经济的,但同时也绝对肯定道义。儒家在主张经济的主体性存在的同时,也主张道义的主体性存在。
从分工的角度,儒家认为,健全的社会应该有两大分工体系,一个是道义分工体系,一个是经济分工体系,两大体系都是独立的行业体系,两大行业体系之间是行业交换关系。两个行业体系本身是独立的专业的,不能相互干预。道义体系不能干预经济体系,经济体系也不能干预道义体系。
道义体系的主体是政治行业,以及与政治行业相配套的教育行业。中国传统的教育是道义的教育,政治则是提供道义服务的行业。
儒家讲“舍利取义”,象道家讲“无为”一样,都不是对所有的人讲的,主要是针对政府的,是在提醒政府,要认清自己的行业,认清自己的行业宗旨。政府是独立的道义行业,关注点和宗旨是道义,因此,绝对不能染指和干预经济。
因此,儒家“义利之辩”,讲“舍利取义”,不仅不是否定经济,反而是在维护经济。儒家否定经济,否定利,是针对政府的。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是完全一致的,也是“无为”。而对政府的否定,就是对老百姓的肯定,对老百姓在经济上主体性的肯定,就是在维护经济分工体系的行业的独立性。
老子说:“故圣人云,我无为而民自化。……。我无事而民自富。”(《老子》57章)
“自富”就是对经济而讲,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去解释。在微观层面是说,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完全具备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能力,创富能力,能够独立自主地生产、经营和创富。在宏观层面,“自富”的个人和家庭的整体,就构成一个“自富”的社会,一个“自富”的经济体。
“自化”是对道义、道德而讲。老子认为人类天然具备这种“自化”的能力,能够自我教化,无须政府来提供。
在“自富”上儒道完全一致,但在“自化”上儒道出现分歧。道家认为在道义上老百姓也可自化,无需再多出一个道义行业,多出一个政府。而儒家则相反,认为在道义教化上,老百姓不可自化,而是需要具备道义的人来提供帮助,因此社会就需要一个独立的道义行业,需要政府的存在。
对于道义和经济两个领域的从业群体的区分,孔子和孟子留下很多话。
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不器”;“君子之於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於比”;“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等。
对于儒家的“君子-小人”之辩,现代人想当然地认为,是在褒君子贬小人。事实并非如此,孔子在讨论君子和小人时,事实是更是在讨论两个行业的从业人员,君子和小人的差异,不是好坏、善恶的差异,而是行业的差异。
君子是道义行业的从业者,小人则是经济领域的从业者,因此,“君子当然是该了解道义,小人则应该了解本行业,通过经营产业去获利,这就是“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这里决绝无歧视“小人”的意思,恰恰相反,是在保护小人,通过禁止“君子喻于利”而保护小人。如果君子喻于利,整天盘算经济经营和经济利益,是要受到批判的,是不允许的。同时,如果小人对自己所从事经济行业不了解,不懂经营和获利,也是不应该的。孔子的其他有关君子-小人对举的话,也都是基于行业分工的。
孟子说:“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也是和孔子一样,从行业分工的角度而言。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把两个行业的合作关系说的很清楚。这里的“野人”就是从事经济个行业的“小人”。“无君子莫治野人”中的“治”不是统治,中国传统中没有现代意义上的统治的概念,而是治理,以道义去治理,就是提供政治服务、道义服务。君子是给野人提供道义服务的。
“无野人莫养君子”中的“养”是提供生活资料,这句话是说,作为对道义服务、政治服务的交换,“野人”应该给君子提供生活资料。这个“养”实际就是税收。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中,“士”就是君子,“民”就是小人,“恒产”是良好的经营,稳定的收入。士从事的是道义行业,所关注的是道义,与经济无关,与恒产与否无关,因此有“恒心”,他们的收入来自小人的税收。而小人的职业就是直接从事各种产业经营的,当然对自己产业经营的好坏非常关心,心情当然会受产业经营情况的变化而变化,因而“无恒产”,就无“恒心”。
除“义利之辩”外,儒家还通过另一条政治原则,来严格对政治和经济两个领域进行隔离,禁止政治染指和干预经济,就是“不与民争业”,后来也被说成“不与民争利”。《诗经》、董仲舒、司马迁、陆贾都对这个原则做过记载和分析,这里不再举例。
总之,道家通过“无为”来彻底否定政府,而维护人民的经济主体地位,认为经济是一个“自富”系统。而儒家通过把社会进行道义-经济二分,并通过“义利之辩”和“不与民争业”,对道义和经济两个行业进行了明确的区分和隔离,禁止行业之间相互干预,使得经济依然是一个具备主体性的独立“自富”系统。
儒道两家之所以在春秋战国时期倡导维护经济行业的独立主体地位,维护老百姓的经济主体地位?并非孔子老子突然发明的一种经济自由的新思想,而是历史一直如此。但是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样的经济独立却遭遇了挑战,有人想颠覆它,就是新出现的法家思想的信奉者。法家鼓励政府去直接参与经济经营和谋利,并企图剥夺老百姓的经济主体性地位,让其服从于政府。儒道两家拼命但反对。
也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经济一直是一个靠着老百姓的内在的、自发的动力和信心来维持的独立系统,而且来百姓对经济的动力和信心也是不竭的、永恒的,只要有人在,这种经济的动力和信心就会存在。
二
必须在整个人类文明史的大背景下,才能真正理解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独立的独特性和优越性。中国现代的经济体系,依然是根植于这种历史以来的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基础之上。
仔细研究全球文明史就会发现,在西欧近现代社会之前,唯独在中国存在独立的经济分工系统这样的概念,中国之外的任何文明,都不存在独立的经济分工,独立的经济部门。他们的经济一定处于政府和宗教的管控之下,广大百姓都不是独立自主的生产经营者,不是独立的经济主体。
进入,近现代社会之后,西欧开始出现独立的经济概念。这样的概念首先在商人阶层出现,然后,慢慢影响其他阶层,并产生思想和社会革命,让西方进入以经济为中心和本位的现代社会、现代文明。
这就给人一种错误的印象,似乎现代的西方文明的经济是一个独立的系统,其经济是先进的、发达的。事实并不如此,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尤其是国家间的冲突甚至两次世界大战证明,西方的经济系统是缺乏真正的内在动力,不具备可持续性。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系统的独立性和主体性,基础在个人。每一个人都具备经济的主体性和独立性,每一个人都具备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但是,在现代欧美社会的经济系统和经济理念中,并非是以个人为基础的,不是以个人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为基础,而是以非人化的产权、市场制度为基础,以非人化的资本和企业为基础。就当下欧美社会的全体而言,是普遍缺乏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的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他们认为独立的个人化的经济精神仅仅为少数精英所有,即所谓的“企业家精神”。
因此,脱胎于西欧的经济学,总是担心经济的动力,担心经济制度,担心对经济的信心。实际上,西方的经济的确会经常陷入这样那样的危机。究其根源,是普遍缺乏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所致。而中国自古以来就具备这些精神。
有人马上会问,既然你说中国自古以来经济就是独立的,“自富”的,老百姓一直具备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那么近现代以来,欧美经济发达,而中国却落后了?
历史上的中国不仅是经济独立的,而且也是道义独立的,在维护经济独立的同时,也在维护者道义的独立。道义和经济之间,尽管在行业分工上,是独立的,但是在内里上又密切联系。道义和经济的内在关系,是“体用”关系,即“以道义为体,以经济为用”,这是中国历史的核心特征。
道义,是人的共识性的意志、意愿,发自人的本心本性。宋明儒家总结为“性即理”、“心即理”,道义就是人心人性。“以道义为体”就是以人心、人性为体,“以经济为用”就是以经济为工具,服务于人心人性,让人过有经济保障的符合和顺应人心人性的生活。
从社会整体而言,经济部门的“小人”是提供经济保障的,而道义、政治部门中的“君子”则是提供道义教化的。其结果是,每个人都是有道义的,每个人也都是有经济保障的。最终每一个人都是以“道义为体,经济为用的”。
因此,整体而言,中国文明是道义文明,而非经济文明;中国社会是道义社会,而非经济社会;中国人是道义人,而非经济人。
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独立,是以人的独立为基本前提,而人的独立根本上是道义的独立,或者是心性的独立。在人的独立的前提下,尽管会出现经济独立,但是却不会出现以经济为主体和本位的“唯经济主义”、“唯物主义”,那样将会偏离和违背道义的独立,违背人自己的独立。
现代西方社会,就是因为缺乏道义的独立,在这个前提下,去发展经济的独立,从而陷入了“唯经济主义”、“唯物主义”。这样现代的欧美社会既是经济化的,是一个以经济为本位的经济社会,他们的人,也是以经济为本的“经济人”。尽管经济化的社会是违背人心人性的,但是,却可以爆发出推动经济发展的巨大动力。这样西方近代西方社会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就开始超越中国。
中国遭遇来自经济上已经强大起来的西方列强的侵略时,为抗击侵略者,不得不否定道义,而以经济为本位,而经济化,以提升经济实力。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尤其是1894年甲午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就是一个否定道义而“唯经济化”的过程。
历经了两次文化革命:1916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和197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和1978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终于成功地实现了对道义的否定,而唯经济化了,由一个道义社会,转型为一个经济社会。
在形式上,中国的经济化,也是象西方学习的过程,是一个西化过程,但是经济化的中国与经济化的西方社会存在一个本质不同。中国社会历史以来普遍存在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而西方社会则缺乏这样的精神。
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让中国自改革个开放以来,在经济发展上一路突飞猛进,超越全球任何国家,包括欧美发达国家,包括美国,从而创造了经济奇迹,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崛起。
也正是这种普遍存在的个人化的独立自主的经济精神,构成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信心,而且是不竭的、永恒的。
当前最应当关注的倒不是中国经济的动力和信心问题,这个中国一直不缺。应该考虑的是,中国为抵御西方列强,经过了170多年的去道义化和经济化,让中国由一个道义社会变成了一个经济社会,但是当中国经济成为世界列强之一时,当西方列强在中国面前不再是列强时,当昔日的来自西方列强的侵略压力已经解除时,中国应该朝向道义的回归,并在中国再道义化的同时,让世界也跟随中国而道义化。
事实上,唯有道义,能够让人真正的安心和满足,也唯有道义能够建立一个真正和谐永续的全球秩序,也唯有道义,能够真正地消除来自外部的对中国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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