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9月18日,是中国人永远不应该忘记的一天。
这一天夜里的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柳条湖分遣队的队长河本末守带了八九人炸毁了南满铁路。
与此同时,奉天城(沈阳)关东军特务机关作战室内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开始下令,以中国军队炸毁南满铁路为借口,让军队对北大营的东北军进行攻击。
此时,张学良正在北平养病,只有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和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外交特派员王境寰全权代理东北的军政、外交事务。
或许是命运弄人,就在17日和18日,荣臻的父亲过八十大寿,整个荣府人来人往,车水马龙,达官显贵前来祝寿者不计其数,荣臻18日晚一直忙于应酬,暂时将军政要务置于脑后。18日当晚,他一直忙到当天晚上十点多。
荣臻
正在觥筹交错之间,荣臻接到了副官的报告,日军开始向北大营发动攻击,驻守在北大营的7旅参谋长赵镇藩来电话询问,如何处置。
荣臻万万没想到,就在下午的时候,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还派人过来谈“中村事件”的处置方式,怎么到了晚上,日军就开始主动攻击了呢?
“中村事件”:“九一八事件”前的中日博弈
说起“中村事件”,我们还要回到1931年6月25日早晨的大兴安岭。那一天,中国东北屯垦军第三团的士兵正在操练。突然,从不远处走来了四个模样怪异的人。现在已经是初夏时节,然而这四个人还穿着西装和皮夹克,外套中式棉裤,带着皮帽子。这引起了士兵们的警惕,士兵命令他们停下,将他们悉数带回了团部进行检查。
这一查让他们大吃一惊,为首的男子竟然是日本人,并在他的身上找到一张印有“日本帝国东京黎明学会会员中村震太郎”的名片。这位叫中村震太郎的人自我辩解说,自己是个学者,来东北考察历史地理。
然而,他的谎言在接下来的搜查中不攻自破,士兵们从他的身上发现了手枪、步枪各一支,还有中日俄文的军用地图,调查笔记、测绘仪器与望远镜。笔记里面详细的记载了东北地区的气候、村落、居民人口、物产等情况。
事情一目了然,他是个日本间谍!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决定,秘密处死中村,连同身上的物品一通焚烧。随后,他将这件事呈报给了张学良,张学良命令严守秘密。
不过,精明的日本领事馆还是通过走访调查,发现了中村的下落。8月17日,日本披露了中村事件,领事馆开始向东北军代理长官荣臻“强烈抗议”,要求中国方面赔礼道歉,惩罚肇事者。
开始的时候,关东军想通过不承认搪塞过去,随后又改口为土匪所杀。就这样,“中村事件”在双方的争吵中,一直延续到9月18日下午。
当天下午,林久治郎来找荣臻继续交涉“中村事件”。林久治郎首先问荣臻,“中村事件”现在已到严重关头,参谋长如何答复?
荣臻拿出了中村的军用地图、调查笔记等各种实物,放到了林久治郎面前,并告诉他,中村是我们所抓获的日本间谍。
林久治郎没有想到,荣臻他们竟然拿出了证据。心理虽然紧张,但仍旧表现出镇定的神情,并以凶悍的口吻说,日本军人向来不服从外交官的指示,喜欢自由行动,拿出这些证据也没有用。这显然是一套强盗逻辑!
双方由此争吵起来。最后,林久治郎撂下一句话:“日中关系由此彻底破裂”。说完便扬长而去。
荣臻由此感到心烦意乱,但还是匆忙赶回家为父亲过寿。他没想到的是,日本人竟然在当天晚上挑起了战争。战争来得如此迅速,这对东北军上下的军官来说,都是措手不及的。
此时,应该怎么办呢?荣臻也没了注意,毕竟他只是一个代理长官,是否主动还击,这个主意还得是真正的东北军主心骨,国民革命军副总司令张学良拿主意。
不过,此时,张学良不在东北,他因得了伤寒症,在北平协和医院养病。荣臻一个电话打到了北平,对张学良侍卫副长官谭海说,要找张副总司令。
谭海告诉他,副总司令现在正陪美国武官去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戏。
荣臻心急如焚,但也只好对谭海说,请你尽快转告副总司令,奉天出事了,我一会再打电话。
战局瞬息万变,就在此时,日军已经进入北大营。前方不断来电,询问荣臻应该如何处置。荣臻没有办法,只能继续执行张学良此前就已下达过的精神,坚决不予抵抗,不准开枪。
北大营的退缩仅仅是9月18日当晚悲剧的第一步。随后,日军开始向整个沈阳城发动进攻。各地的告急电话纷纷打来,“日军在向飞机场攻击”、“日军正向奉天西门进攻”……
就这样,9月19日早上6时30分,日军占领奉天城,随后又依次占领奉天、四平、营口等地。9月20日,长春陷落。由此,日军开始向东三省全面进攻。
中国人15年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由此拉开帷幕。
蒋介石在“九一八”当晚,没有给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
关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为何不抵抗,现在的说法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蒋介石下令让张学良不予抵抗,也有人说是张学良天真的认为,日军只是小规模的挑衅,寄希望于国联调停,所以坚决不同意“衅自我开”,这才贻误了战机,将东三省拱手送于日本人。
应该说,造成“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悲剧的直接责任人是张学良,但蒋介石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查阅9月18日当天的《蒋介石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当天晚间,蒋介石压根就不知道“九一八”事件。
在当天的日记里,蒋介石记载到:“早期批阅,与妻告谒陵告辞。九时半登永绥舰……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全天,蒋介石都在记载如何剿灭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和制定“剿共”的策略。
9月19日,蒋介石才记载了“九一八事变”的经过:“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是其欲乘粤逆叛变之时候,内部分裂而侵略东省矣。内乱不止,叛逆毫无悔祸之心,国民亦无爱国之心,社会无组织,政府不健全,如此民族,以理论决无存在于今日世界之道,而况乎天灾匪祸相逼而来之时乎。余所恃者惟一片爱国心,此时明知威亡在即,亦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耳。”
对于蒋介石而言,日本人的进攻让他措手不及。在此后的数天中,蒋介石都在积极解决“九一八事变”。
蒋介石并不是像现在某些学者所说,是坚决要求与日军血战到底的。蒋介石的确写过“团结内部,统一中国,抵御倭寇,注重外交,振作精神,唤醒过敏,还我东省”的话。
但是,蒋介石更多的是在日记里感叹现在中国国民精神涣散,无法统一共同御侮。所以,蒋介石下定决心先忍辱负重,“愿我同胞,团结一致,在中国国民党领导指挥之下,坚忍刻苦,生聚教训,严守秩序,服从纪律,期于十年之内,湔雪今日无上之耻,完成国民革命之大业。”
其实,早在1928年“济南惨案”的时候,蒋介石就曾在日记中写到,面对来势汹汹,屠杀我中国人民的日本军队,我们应该“决取不抵抗主义,宣告中外,而各军渡河北伐完成革命为惟一方针,故对日本凡可忍辱,必须至最后亡国之时乃求最后历史之光荣。”这也是后来蒋介石一直秉持的理念(不抵抗的说法也不是某位学者所说,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才出现。)
在10月7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写道:“国民固有之勇气之决心早已丧失,徒彼一时之奋兴,不惟于国无益,而且徒速其灭亡,故无可恃也。”
蒋介石意识到,此时若与日本开战,中国必无胜利的把握。虽然蒋介石在日记中,不断强调要对日开战,甚至想下野之后,亲率军队奔赴东北与日作战。但是,蒋介石在行动上,仍旧只是寄希望于“国联”调停。为此,蒋介石曾亲自会晤德国大使等人,亲自进行会谈。
但是,西方各国对于日本的急进也无能为力。随着日军不断的逼迫,蒋介石的态度开始有了转变。1932年11月4日,蒋介石在日记里面写到:“有抵抗精神,而无抵抗形式则可。如徒谋抗争,而实不能抗,反引倭寇急进。”
在未来的日子里,蒋介石不是想向日本人妥协,而是想效法勾践卧薪尝胆,拖延时间,与德国合作,训练打造六十个现代化的德械师,以此与日军抗衡。
不过,再次让蒋介石没想到的是,1937年7月7日,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件”,开始了全面进攻中国的计划,德械师最终也没有训练完毕,蒋介石不得不仓促应战,拉开了中日全面战争。
“中东路事件”的惨败让张学良不敢跟日军开战
既然蒋介石在9月18日当天没有下令不抵抗,张学良为何会将自己的大好河山让给日本人呢?
张学良晚年在接受日本NHK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一段话:“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令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到现在有很多学者认为是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所以,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张学良之所以不抵抗,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原因则是,张学良认为,如果此次抗战,或许还如1929年与中东路事件一样,拼掉自己的实力,最终也是以妥协而告终。
1932年6月19日,蒋介石派汪精卫和宋子文从南京飞到北平,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学良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遭到拒绝。张学良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抗战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
这里所说的“抗俄之覆辙”就是1929年发生的中东路事件。1929年7月,张学良决定以武力收回苏联掌握的中东铁路管理权。为此,张学良不惜与苏联开战。
从7月到11月,双方打了数十次战斗。苏军总共出动了近8000人,配备了数量坦克。东北军也拿出了自己最先进的装备,出动了1.2到1.6万余人,并配以法国制造的坦克。
最终,东北军以死伤及被俘9000余名军人的代价战败。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联签订了《伯力协定》,承认中东路继续为中苏共管。
这一事件,对于张学良的影响非常深远,也是因为这场战争,让张学良意识到军队实力的差距。不能不说,这一次失败对后来张学良秉持“不抵抗主义”有极深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至今已经过去87年了,但是“勿忘国耻,振兴中华”是我们永远不能忘记的口号。了解历史,可以鉴今。回望过去,可以知道我们民族的种种苦难。值此“九一八事变”87周年之际,我们回望历史,汲取经验,愿悲剧永远不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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