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族娘则国娘:魏晋南朝的衰落轨迹

东晋和南朝脂粉风气盛行最终酿成了梁末大混乱。然而梳理历史可以发现,这种风潮与当时政治黑暗紧密相连,脂粉风潮是整个社会精神衰落的映射。

这股脂粉风气始于东汉末年,从东汉末年的两次党锢之祸开始,文人群体就走上了背离儒学之路,清议之道流行,同时放纵享乐。

至何晏时,这位汉末大将军何进之孙、曹操养子,并娶曹操之女金乡公主为妻的知识分子,因被曹丕猜疑仅得闲职,每日与朋交游尚能议论朝政。待魏明帝曹睿即位后亦未加重用,并以“反浮华交会”为由禁锢当时名士十余人,仅何晏因姻亲关系免于处罚。正是此后,何晏转向清谈、行为渐趋狂放,并开始有了女装的癖好,以“好服妇人之服”,“动静粉白不去手,行步顾影”著称于世。

及至司马氏代曹,新的统治者对那些支持曹氏的士族进行了清洗。阮籍诗曰“天网弥四野,六翮掩不舒”,唐朝名臣房玄龄在《晋书》中所述“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足见当时司马氏杀戮政策的广泛和严酷。

在残酷的屠戮前,朝堂之上不足以承载任何理想,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清谈之风盛起。士人们即心向老庄、口谈玄远,“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那般的藐姑射仙人也成为士人们心向往之的形态。于是当时“士大夫手持粉白,口习清言,绰约嫣然,动相夸许”,大量如同女子一样艳丽的美男子开始出现,他们衣着艳丽,喜敷粉,熏香、佩戴香囊,涂口脂等等。

这些美男享有盛名,潘岳“妙有姿容”,与夏侯湛合称“连璧”;裴楷有“玉人”之誉;卫玠号为“璧人”,他从豫章入建业城,“观者如堵”;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玉柄麈尾,与手都无分别”。

然而就连西晋的统一也是昙花一现,在灭吴37年后,内迁的游牧民族趁八王之乱后西晋元气大伤之时举兵。在门阀士族的拥护下,东晋王朝得以在建邺(今南京)建立。

在北方外患、门阀士族内斗的情况下,东晋承袭了西晋名士不再济世的思想,继续探求玄远世界追求美学,以求自保。

琅玡王氏虽有拥立之功,王导却教其五子不以功名为务,探求玄远世界追求美学,王氏族人后以琴棋书画等六艺闻名于世,如书法家王羲之、王献之。从另一方面说,也正是这种浓厚的家学渊源,文化熏染,让他们可以参悟“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犹不能不以之兴怀,况修短随化,终期于尽”的禅理,忘怀仕宦之得失。

深得自保之道的士族弟子开始好容止、喜清谈,明代文学家屠隆《鸿苞节录》云:“晋重门第,好容止。崔、卢、王、谢子弟……肤清神朗,玉色令颜,缙绅公言之朝端,吏部至以此臧否。”

王羲之不仅写得一手好字,也画得一手“好妆”;杜弘治,“面如凝脂,眼如点漆”,王羲之见了赞叹不已,说他“真神仙中人也”;王恭以身材闻名,时人赞叹他“濯濯如春风柳”。在士族的带动下,美好的容貌、优雅的举止成为朝谈巷议的主题,容貌言谈亦为人伦鉴识的重要表征,脂粉风气与清谈渐浓。

不过这些名士虽在外放情肆志,内部却有他们的家教门风。钱穆在《国史大纲》中指出,推朔他们家教门风的来源,仍然逃不出东汉名教礼法之传统。才能维持两晋二百余年的天下。及至南朝,蔑弃了门第,没有代替,更转恶化。

钱穆进一步指出,南朝的王室无文化的承袭,他们只稍微熏陶到一些名士派放情肆志的风尚,而没有浸沉到名师们的家教与门风,有没有领略到名士们所研讨的玄言与远致。在他们前面的路子只有放情胡闹。

东晋时尚有恒温北伐,谢安率军赢得淝水之战。到南朝时,愈发动荡的政治让这些士族及官员愈发醉生梦死,刘宋官员已经开始攀比谁更漂亮。梁朝官员骑马就会被人上表弹劾,建康县官王复未曾骑过马,见马叫跳,惊骇失色,告人道,这明明是老虎,怎么说它是马。

由北齐而入南朝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勉学》对这一社会形状做出了详细描述,江南士族人世事务,完全不懂,做官不办事,管家也不成,贵游子弟“无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驾长檐车,跟高齿屐,坐棋子方褥,凭斑丝隐囊,列器玩于左右,从容出入,望若神仙。”

在统治阶层的带动下,社会风气自然也是如此。

魏晋南北朝的这股脂粉风气则“少年娘则国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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