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以帝制为统治基础，皇帝拥有无上的权威，但想要治理好国家，皇帝经常强调君臣之道，要求臣子的清廉爱民。而西方则追求法典的完备和执行力，限制臣子的权利。因此西方以法为本，而中国则强调以人为本，从而诞生言官制度，以言官的监察制度来追求国家的昌盛。

明太祖朱元璋一生最恨贪官，在洪武十三年，撤销御史台随后设置督察院，督察院下面设有都御史和监察御史，这些官职统称为“科道官”，总共有一百多人，也就是俗称的言官。这些言官虽然官职低，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

由于言官的职能重要，因此选拔何人担任言官非常慎重，朱元璋要求言官者一定是“忠良方厚”之人，有学识通达治，而且还不能有作奸犯科的前例，言官者朝中如果有直系亲属，言官则失去资格改派到其他部门。考核程序也远较普通官员复杂，根据任期届满进行考核叫“考满”，分三年一考(初考)，六年一考(再考)，九年一考(通考)，同时还有六年一次的“考察”，称为“京察”，考核的标准主要有除革奸弊、伸理冤枉、扬清激浊等，非常完备。

对于言官保护措施也非常到位，不会因为上疏而定罪，从而能让言官畅所欲言。言官由于有非常大的检举权，所以会经常上疏评判朝政，在万历年间，著名的国本之争让万历对言官制度大为动火，以至于选择赌气不上朝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抗争。而且言官的价值观都是以往的清流名士来标榜自己，希望用生命来警醒君主，自己也能流芳于世，即使用性命来直谏也在所不惜，而明朝的君主似乎也明白这一点，君主从来不杀言官，而是采用不理睬或是贬官方式来折磨言官的意志。

言官的制度也有负面性，就是不会因言获罪，这些导致言官的奏折堆得像大山一样，而明朝的朋党向来是历朝历代最为严重，双方一言不合就会开撕，太监的权利由于皇帝的放纵也愈来愈大，所以朝堂之地变成大臣们抨击的场所，以至于在南明期间，关于拥立之功，言官和太监还在争论不休，对于战事一概不问。导致明朝最后的希望也被破灭。

也正是于此，言官对于内阁的权利和太监权利也能起到一定限制作用，严嵩专权时，数十位言官先后弹劾严嵩，即使下狱治罪也前赴后继，最终让严嵩父子伏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