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历代王朝不断抬高孔子地位。其中一个做法就是加封孔氏子孙，从汉至宋代，孔子嫡裔的封号屡经变化，先后有奉祀君、褒成侯、奉圣亭侯、崇圣侯、褒圣侯、文宣公等。直到北宋至和二年，宋仁宗封孔子第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在封赐衍圣公之初，就规定了其职责：“令孔子后袭封者，专主奉祀睦族，不领他职”。

不要小看这个倚靠祖荫的官职，虽然不太会负责实务。可是衍圣公在明清时期为正一品官阶，列为文臣之首。不但享有特权，其居住的衍圣公府，是全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最大府第，被称之为”天下第一家”。由于曲阜孔氏家族受历代帝王追封赐礼，即便千年其谱系依然整整有条，其后世历受封爵。

要论实务，衍圣公主要负责祭祀。乾隆时期，有规定“向遇国家庆典，衍圣公及五经博士俱有来京朝贺之例”。而且这个是十分重要的政治人物，即便正在守孝，也要先完成皇帝的指令。乾隆就曾下达这样的旨意：”朕于明年仲春临雍讲学，巨典攸关。衍圣公孔宪培现虽持服，但系伊继高祖母之事，彼时早至百日，自应仍令赴京，祇候陪祀”。

孔氏后裔参加祭孔典礼，其实就是在传达尊孔思想。清廷遣官致祭阙里孔庙时，也需要衍圣公陪祀。清帝有意突出衍圣公的陪祀地位，旨在以之为文化符号，进而达到”治统”与”道统”合一的目的。正如乾隆帝在赐给衍圣公孔昭焕的诗文中所说：”岂为卿家荣幸独，崇儒雅化示寰瀛”。

同时孔圣后裔也需要作为一个尊崇孔子的象征，他们需要恪守祖训，传继家学。乾隆帝就曾对其时的衍圣公训勉到：“尔等既为圣贤之后，即当心圣贤之心。凡学圣贤者，非徒读其书而已，必当躬行实践，事事求其无愧，方为不负所学。况身为圣贤子孙，尤与凡人不同，若不能实加体验，徒骛读书之名，实于祖德家风不能无忝。”及至晚清，清廷更加意扶持衍圣公，以期鼓舞人心，挽救时危。光绪帝曾对少年衍圣公孔令贻说：“生为圣裔，承袭世爵，允宜读书砥行，勉承先泽”，还特命山东巡抚张曜为孔令贻延请名师，讲论经史实学，以免染上世禄骄奢之习。

民国二十四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废清朝世爵，将衍圣公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为民国政府唯一的世袭有给职特任官。

衍圣公因得益于先祖孔子荣耀，成为中国历史上经久不衰、世代腾黄、地位显赫的特殊公爵，与朝廷互相依偎，成就孔府的天下第一家，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也是叹为观止。

翻开史书，我们不难看到，每到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象征着儒家文化传统正宗、世世代代享受朝廷恩宠的天下第一家族：曲阜孔氏家族，却总是一点气节都没有，立即见风使舵，背主求荣，转向新的主人。元朝如此，清朝也是如此。不过，不管怎么说，元朝和清朝，虽然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但那毕竟是中华民族内部的事情，是人民内部矛盾。孔氏家族的投靠新主，尚有可以理解之处。但抗日战争期间，孔氏家族的所作所为，就只有令人齿冷了。

1938年，曲阜沦陷，孔令煜、孔德成立即宴请日军侵华头目田嵨、久保添、冲田、鲇川、漆谷、奈良等人，以加强“中日友善”。

此后，孔令煜立即和汪伪政府打得火热。他为汪伪政府站台，在纪念孔子诞生时，居然于电台公开发布《复兴东方文化击灭宿敌英美完成大东亚圣战》，要隆重举行国祭，并大肆鼓吹中日友善，文中说：“友邦日本，……既著先鞭，我国当策后效，以与共存共荣。”“适值参战朝廷之时，定能与友邦联为一体”。

1942年5月31日，经汪精卫日伪政府批准，恢复了礼孔典礼，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亲到曲阜祭孔，并称“惟先师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删定六经，师表万世。兹来阙里，瞻仰宫墙，敬荐馨香。”

1943年3月，汪伪政权成立三周年，孔令煜马上予以电贺，称汪精卫“遵引国父遗教，收回各租界及治外法权，国际地位从此增高，得与世界列强齐驱并驾，旋转乾坤之功，实为从前所未有。”

可以说，孔圣人衍圣公于天崩地裂之时，不死不隐不走，居然风光无限地当上了大汉奸，实在是丢了孔夫子的脸。

如果再把视角拉开，数千年来，历代衍圣公都是深受国恩，却并没有培养出一个忠臣义士，鼎革之季，非但从无抗节之举，反而总是立即主动献表迎降。

在他们的眼中，才不会有什么家国情怀，打得响的，永远只会是他们个人的小算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