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隋唐开科取士以来，因为科场舞弊案被杀的官员士子不计其数，但其中官职最高的要数清朝一品大员柏葰了。柏葰是咸丰朝军机大臣、内阁大学士，位居宰相，官至人臣极鼎，他于咸丰八年（1858）充任顺天（今北京）乡试主考官，因科场舞弊被斩。这起中国古代最大的科场案，起因是什么，惩处人数有多少，特别是柏葰该不该杀，历来说法不一。

要知道在清代，各省考取举人的乡试三年一次，考期在八月、九月发榜。咸丰八年（1858）九月，顺天乡试按期放榜，内有镶白旗满洲附学生平龄中式第七名。平龄素娴曲调，曾在戏院登台演戏，所以“京师议论哗然，谓优伶亦得中高魁矣”。因为在明清时代，戏子是不能参加科举考试的。恰巧，这年十月初七日，御史孟传金上疏，弹劾“中式举人平龄朱墨不符，物议沸腾”。咸丰览奏立即下谕，饮派载垣等四位亲王、大臣会同查办此案。

所谓朱墨卷，是明清两代科举考试的两套卷子，是为防止考官认识考公开张挂的进士名单一一大金生笔迹徇私作弊而采取的一种特殊措施。墨卷是考生本人在场内用墨笔缮写的答卷，朱卷是由誊录人用朱笔将应试人的原卷誉抄后送交考官批阅的卷子。至于平龄之卷朱墨不符，经吏部会同都察院详细磨勘校阅，发现平龄的墨卷内草稿不全，并有七处谬误文字。当同考官邹石麟批阅试卷时，发现平龄的朱卷内有错字，怀疑是录人员抄错了，便为他更改了。充任同考官的翰林院编修邹石麟擅自改写考生试卷，即被朝廷革职，丢了乌纱帽。

与此同时，办案大臣还发现，在已被录取为举人的考生的试卷中，竟有五十本有问题，不是诗文悖谬，就是字句潦草。成丰得报后大为震怒，立即把主考官柏葰革职，两位副考官户部尚书朱风标和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程庭桂暂行解任。

就在审理戏子平龄一案过程中，又查出了一起关节条子案。关节条子，是考官和考生串通作弊，在入场前约定在试卷某几处用某几个特定的字眼，一般是“夫”“也”“哉”一类虚词，多约定用在卷内某段的开头或结尾，考官人场后，“凭条索录，百不失一”。此次顺天乡试，有广东肇庆人刑部主事罗鸿绎应试，科考前他几次去拜望同乡兵部主事李鹤龄，李鹤龄便给他拟了几个字眼，并答应留心照应他的文章。罗鸿绎入场后就把所拟的关节用入文内。

李鹤龄在开考前把写有罗鸿绎关节的条子送给充任同考官的老同学翰林院编修浦安，求他关照一下罗鸿绎的卷子，浦安入场批卷时，见有一本卷子与条子字眼完全相符，就向正副主考官推荐。但柏葰感到这份卷子的文笔很一般，不想录取。这时，浦安找到在考场内应差的柏葰的家仆新祥，求他向柏葰说情，结果柏葰听从请托，调换了其他已取中的卷子，终于使本已落选的罗鸿绎以第二百三十八名举人登榜发榜后，李鹤龄向罗鸿绎索要了五百两酬谢银。同时，浦安赴柏葰园寓往谒，罗鸿绎也到房师浦安和主考柏葰家拜望，分别送上十几两银子。

场后士子考官彼此往来拜谒馈送，这在清朝已是科考必经的“程序”了。

咸丰九年（1859）二月十三日，咸丰御临勤政殿，亲自审决柏葰一案。上自亲王、军机大臣，下至内务府大臣、各部尚书，共十七名大员被面召领旨。这些亲王大臣惴而入，心神不定，以致有几位相互碰头撞倒。咸丰皇帝一开始就说：“据载垣等奏会审，朕详加披览，反复审定，有不能不为在廷诸臣明白宣示者。”接着他就宣布对柏夜不得已用刑之故，指出柏葰身为一品大员，竟辜恩藐法，况且他是科甲出身，岂不知大清科场定则？此次柏葰以家人求情，辄即撤换试卷，“就所供情节，详加审核，情虽可原，法难宽有，言念及此，不禁垂泣。柏葰著照王大臣所拟，即行处斩。”

柏葰于是被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同时，浦安、李鹤龄、罗鸿绎三人，按着同考官与应试举子交通嘱托关节问实斩决的律例也同日弃市。副考官朱风标因失察违例革职。考生平龄和柏葰家人新样早已病死在狱中，就不再追究其罪了。其他有关士子官员也各有斥革。据清宫档案统计，这起顺天乡试科场案，前后共有九十一人受到种种处罚，其中处斩五人，毙瘐于狱中二人，充军三人。惩处人数如此之多，是整个中国古代科场案中鲜见的。

咸丰十一年（1861）七月，咸丰帝死在热河，同年九月，慈禧发动北京政变，咸丰临死时指定的八个“顾命大臣”载垣、肃顺等，或被斩杀，或被革职。慈禧刚刚垂帘听政，就颁谕说，从前载垣等办理科场案，借逞私愤，不合情法。紧接着，便有言官迎合慈禧，请求为柏葰“加恩昭雪”。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正月，慈禧下诏翻案，指责载垣等“以牵连蒙混之词致柏葰身罹重辟”，并召见柏葰的儿子钟濂，赐给四品官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