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对老子的一段话特别有感触。这段话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出自《道德经》二十五章：

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

这是老子的论道之语，也是《道德经》里少有的对道的直接言说。我之所以对这段话特别有感触，是因为突然觉得这种描写，很像是在描写一个人。特别是“寂兮廖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一句，似乎也能用这样一种表达方式替代：特立独行，我行我素，孤身挺进，寂寥一身。一种我们并不陌生的人物形象便跃然纸上了，不是才子便是智者，一定有不凡和过人之处。这话是说道的，说这话的是个得道的人，那么这就是老子无意也不须有意的自况，也说不定。而但凡是这样的人，这么点出来，大概都多少会有些感触。只是老子这里所说的，乃是一种终极形态，留下《道德经》后骑青牛出函谷关而莫知所终，正是这形态的最佳意象。

这样去看，整段话也便随之贯通了。“有物混成，先天地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人的天性，以及身负的天命。“可以为天下母”，是说这天性的背后就是天地万物的本性，这天命的背后就是天地万物的法则。这样的人，站立在天人合一的中点，所以这段话紧随其后说“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对于他自己，他见到的是大象无形，他听到的是大音希声，他所行的是与道同化，其中真味如人饮水只能自知。对于别人，就成了曲高所以和寡、卓立故而不群，自然形成一种抽离。这就是因为自在，所以不在。大群不群里，又是道家式的相反相成，“大…不…”是老子的经典句式，所以老子在这段话里才专门提出一个“大”字来与“道”并列。他的寂寥孤寂和踽踽独行，都是来自这里。就算是没有达到这个境界的人，只要是同类，也必定是在这条路上。

“大曰逝，逝曰远，远曰反”，则让人想到孔子“老子犹龙”的话。老子这样的人，的确像一条龙一样盘旋在九天云雾之中，首尾不知何处，世人见到的不过一鳞半爪。他是论道者、得道者，也是道在人的一种象征。这种人的宿命又是怎样的呢？庄子《大宗师》中说到这样的人交朋友的条件，一个是“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一个是“孰能相与于无相与，相为于无相为。孰能登天游雾，挠挑无极；相忘以生，无所穷终”，然后才能“相与为友”。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真龙天子”，世间却又有几个呢？而即使遇到了做了朋友，也不过是无相与、无相为的没有交往一样，一个“相视而笑，莫逆于心”也就够了，哪里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不过是真人之交虚如风。说白了，抵达了这个境界的人，是不需要朋友的。还在路上的同道，则是“高山流水，知音难觅”。

这么看来，无论在大道还是在世俗，孤独，都是这类人的宿命。侯王所以自称“孤”和“寡人”，命理中的华盖星所以既是僧道星又是孤寡星。

老子虽然将天地万物最深处的那个物字之曰道、名之曰大，其实核心还是在那个“独”字，是这个独贯通了前后所有的一切。那整段话，也明显氤氲着一种孤绝之气。而寂寞、孤独之谓，回到它们的本义，寂寞本是描述道境的，寂寞是寂和寞，寂即寂静，寞即旷远。佛家即称觉境为涅槃寂静，庄子即将逍遥之境称为“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孤独则本是描述道体的，除了老子的“独立不改”，庄子也将见道称作“见独”，《天下》篇概括庄子学说也说“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禅宗也把明心见性称作“灵光独耀”、“只许独知”，王阳明也说“无声无臭独知时”、“良知即是独知时”。“独”之意境大矣哉，世人都看得太轻了。在最深处，这个字是等同于“道”的。它不是道，却正是道的状态。

所以孤独的人多，悟道的人少，那是因为孤独得还不够，孤独得还太浅。当你与孤独完全融为一体时，便是得道之时，所有对孤独的不适和排斥，都是因为和孤独还隔着一层、还有对峙。与孤独对峙的一方，往往是自我的欲望涌动和对外境的虚妄驰求，能够站在这些悖道之事的反面，本身就已能说明孤独的真相和意义了。独是道体的状态，孤独正是通往道的路和入道的法门。那个有道根的人都有的气质，也正是孤独。

也许有人会说，这个时代每个人都会觉得孤独，是否都是有道根呢？须知孤独有先天和后天，先天即本性孤独，后天即境遇造成的孤独，先天的孤独才是道根，后天的孤独则是道机——入道的枢机，是可以藉此入道的机缘。又有人会说，人有内向有外向，内向的人更容易孤独，外向的人更喜欢热闹，说孤独是道根，这不是把外向的人一棒子全都打死了吗？也须知孤独关乎的是心性，是内心的状态和感受，而不在外在表现上。就像有些内向的人并不喜欢和愿意安于孤独，有些外向的人看上去很活泼开朗，做人做事都很亲切得体，但你就是能感觉到一种疏离感。孤独确实是内向的，但所谓内向，是以内为向，不在性格之类。有智慧或智慧潜质的人，一般都有着这样一种内向性，这样一种疏离感。佛家讲内求，这内求其实正是一种回到孤独状态的方式，由自己的孤而通达天地的独。总结起来，更准确地说，既有着这种孤独之性，又能够安住于这种孤独中，才是真正的道根。

这个启示何其珍贵。对于悟道和修道，很多人都觉得玄之又玄、不可捉摸，孤独则正是那个最简单、最朴素的入口。众生皆具佛性，孤独之性其实每个人都是有的，差别只在显现得多少、开发得深浅。孤独感与觉性同在，就像我们往往在孤独的时候，才最能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观察自己、他人和世间，才能对种种的虚妄和不可靠有最真切的感受，这正是来自与道体的相契。如前面所说，虽然这时人们生起的感受也许并不是好的，往往伴随着惶恐、哀伤、失望等情绪，这也并不是孤独有什么问题，而只是你孤独得还不够深、不够透，潜意识里还有潜藏的不甘、欲求等成分。在不断接受中走下去就是了。有些人则是天生喜欢和享受孤独的，这种人往往也都是上根。再强调一次，用心感受和呵护住这点孤独感，便是修道。人生中种种因为环境和遭遇带来的孤独，也都是修道的助缘和天道的加持。从孤独切入，往孤独的深处钻去，到了最深的地方，就是古圣所说的那个究竟之“独”。这个独，还有另一个称呼，叫“自、在”。

仅仅有孤独还是不够的，在这孤独的状态下，我们还要做些事情，才能事半而功倍，才能更算得上修行。这就引出了一个很重要的心理原理：人的一切感受，都是附着于种种事物上的，你的悲欢苦乐，必是与某些东西或事情相关联。你的欢喜必然关联着让你欢喜的人事物，你的悲伤也必定关联着让你悲伤的人事物，一切感受无不是如此，大家可以想想是不是。而如果剥离这层附着联系，割断其中的攀缘关系，回归内心体会，所有的感受就仅仅是一种抽象的感觉而已。心中并存的种种感受，就像团团烟雾一样，当这种联系切断了，这种依附没有了，所有攀缘止息了，这些感受自己就是不能持久的，然后也会像烟雾一样自己渐渐散去。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了这种附着，才有了造作不息的轮回，附着没有了轮回也便止息了。觉性的开发就可以靠这样去散，表层的散去了，更深一层的就会浮现，再散去再浮现，再浮现再散去。烟雾散去一层，“独”的灵光也会更盛一层，如此内外夹击下，就是逼近“独”而“见独”的路。那要做的事情，便是用心体味于这孤独下的种种感受，并守住这种状态。

”这跟孤独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孤独本身就是一种对外界的解粘去缚，也只有如此才能回归自己的内心，在自己心上解粘去缚。解粘去缚之后单纯的感觉，就是感受的本来面目，所呈现的就是感受的如如状态。修道和觉悟则为的就是见到如如的本来面目，这时的程度虽然还浅，却正是一个起点和开端。

独的修行，孤独是起点和原点。除此之外，一切与独相关的品质，也都值得我们注意和重视，也都是道的不同端口。比如自己时要慎独，在世间要独立。这个喧嚣躁动的时代，一个尤显重要的能力，也是独处。凭借这个独，人才能独当一面，进而独步天下。其功用何止在心性上，心生万法，一切成就都要在这块独的土地上生长起来。

故曰：庸人凑热闹，智者守孤独。

道教认为，道经是三清天尊——三洞教主为拯救宇宙众生，使用自然妙气书写的先哲圣典。道经藏于“七宝玄台”，神仙通过乩仙降笔等方式将经书传授给高道名士，再由他们传播布道于世间民众。道教经典卷帙浩繁，包罗教理教义、教规教戒、修炼法术、斋醮科仪、传道弘道与风水推算等各方面内容。

战国中期的齐国兴盛起了尊崇黄帝和老子的黄老道教，西汉前期的统治者推崇无为而治的黄老之学，造就了“文景之治”的盛世。汉武帝后，黄老学说走向民间，与方仙道合流成黄老道，由政治信仰转变为宗教团体。孔孟的儒家思想被道教所兼容，构成宗教伦理道德的主体；墨家尊天明鬼、兼爱互助和科技方术等思想与内容，被道教涵盖；《易经》是道士的基本经典，易学理论渗透到神学哲学、符箓丹道和斋醮科仪各方面；先秦道士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也为道教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2] 两汉黄老道教的《太平经》宣扬气化天地、天人合一、天道承负、乐生好善，以“太平世道”为目标。东汉丹鼎道派魏伯阳的《周易参同契》将易学、黄老、火候三者参合，总结发展了道教的养生炼丹术。

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陕西咸阳道士茅盈及其弟茅固、茅衷于句曲山采药炼丹，济世救民，百姓感其功德，遂改山名为“茅山”，茅氏三兄弟被称为茅山道教祖师。三茅真君得道于茅山，开茅山道派。早于五斗米道的创立近300年。[3] 汉末军阀张鲁伪称其祖张陵于东汉顺帝年间，在蜀地鹤鸣山自称老君“授以正法，命为天师”，炮制其祖孙三张立教说以惑众。实际上是由被张鲁杀害的张修建立五斗米道（天师道），尊老子为教祖，奉《道德经》为基本经典，[4] 修行符箓咒祝、三官手书。后篡教成功的张鲁在汉中建立了地方割据的短暂政权。[4] 灵帝时期，黄老道教徒张角在中原地区创立太平道，以《太平经》为主要经典，在疾疫流行时用符水咒说为人治病，发展了几十万信徒并建立三十六方来管理。张角在184年领导发动了黄巾起义，遭受统治者的镇压而失败，太平道销声匿迹。

道教，是发源于古代本土中国春秋战国的方仙道，是一个崇拜诸多神明的多神教原生的宗教形式，主要宗旨是追求长生不死、得道成仙、济世救人。在古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现代世界的也积极发展。道家虽然从战国时代即为诸子百家之一，道教把原为道德哲学家神化了。直到汉朝后期才有教团产生，益州（今四川）的天师道奉老子为太上老君。至南北朝时道教宗教形式逐渐完善。老子李耳（太上老君）是唐室先祖，唐代尊封老子为大道元阙圣祖太上玄元皇帝。

道教以“道”为最高信仰，认为“道”是化生万物的本原。在中华传统文化中，道教是与儒学和佛教一起的一种占据着主导地位的理论学说和寻求有关实践练成神仙的方法。

现在学术界所说的道教，是指在中国古代宗教信仰的基础上，承袭了方仙道、黄老道和民间天神信仰等大部分宗教观念和修持方法，逐步形成的以“道”作为最高信仰。主要是奉太上老君为教主，并以老子的《道德经》等为修仙境界经典非修真主要经典，追求修炼成为神仙的一种中国的宗教，道教成仙或成神的主要方法大致可以归纳为五种，服食仙药，外丹等，炼气与导引，内丹修炼，并借由道教科仪与本身法术修为等仪式来功德成仙，常见后来的神仙多为内丹修炼和功德成神者与道术的修练者。

尹彦德兄弟犒劳岳家军，这是茶陵火田尹氏家族引以为荣的事情。《茶陵州志》、火田尹氏族谱、民间传说以及张治、李东阳等县内前贤的诗文都有记载和吟咏。但是，与此有关的一些问题，特别是细节方面的问题，这些材料记载得比较零散，或语焉不详，或引而不发，对此，很有理清的必要。本文就我所掌握的一些资料来略作说明，以期方家指教。

1、我的题目是《尹彦德兄弟犒劳岳家军》，这与上述文字资料一般性的叙述并不一致。这些资料表述为尹彦德犒劳岳家军。《茶陵州志·义举》（各种版本的）记载说：“宋岳飞讨曹成，道茶陵。彦德谒军门，以牛酒犒军三日。”成化八年（1472年），茶陵大学士李东阳回乡祭祖，应尹彦德的后裔尹汉琼之请为尹氏族谱作序，序中引用尹汉琼的叙述，也持这种说法：“岳武穆讨曹成时，彦德以牛酒犒师”。但是，尹氏族谱中的彦德小传却是另外一种说法。文字如下：

“九世祖彦德 崇罃公子。家巨富，好善乐施。时，岳武穆王奉命讨曹成，师次火田，公与弟彦尚、彦和以牛酒诣军门犒师，武穆称为长者，赠以诗云：‘富民高义重茶城，能犒行营十万兵。暂写一经光世业，凯旋飞奏请恩荣。’并赠古砚一方、‘一经堂’三字。后杨诚斋先生书以匾，其堂有记载。旧谱中州城旌忠庵镌岳夫子像，亦镌‘一经堂’三字德公。”

这一段文字清楚的记载犒劳岳家军的是尹彦德兄弟三人。为什么在一般性的叙述中只提到尹彦德一个人呢？这可能与古时候所说的父亲亡故之后，“长兄如父”，为一家之主的说法有关系，即尹彦德为兄弟三人这个大家的一家之主，称颂一家之主即是称颂一家，无需再说彦尚、彦和的名字。

2、尹彦德兄弟三人犒劳岳家军的原因。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茶陵州志》、火田尹氏族谱、民间传说都没有提及，值得一说。

岳飞奉命追剿曹成而进驻茶陵，事情发生在绍兴二年。《茶陵州志》和民间传说在叙述这一事件时说，岳飞头一天晚上从江西经毛竹坳进入今秩堂乡合户村，在当地私塾先生帮助下，夤夜起行，第二天早晨到达今火田镇五门村杉里园，接受尹彦德兄弟的犒劳。其中留下的悬念之一是岳家军将士的早餐应该是在这里吃的。据上述资料称，在岳飞由秩堂移师火田的过程中，先后留下了墨庄、光泉题字，还有过平梅花、与彭可安交往的事迹。明嘉靖版的《茶陵州志》甚至还记载了其中一个颇具神秘色彩的故事：“岳忠武董师过茶陵之秩糖（应是“堂”字之误）。向有冬青树大数尺，横生梗道，过难之。忠武师至之夕，树忽直立。”后来，茶陵民间据此将其演化为岳飞一剑劈开穿石门的故事。这些材料给我们留下了另外一个悬念：岳飞并非如上述资料所说的那样，在不足12个小时的时间里，急匆匆的在秩堂、火田之间行军，而有一个因事而宜、亦驻亦行、从容行之的行军打仗过程。

再看看尹彦德兄弟是怎样犒劳岳家军的。据火田《尹氏族谱》记载，尹彦德兄弟此番劳军的“详单”是：每人每天一斤牛肉，一壶酒，两斤大米，另给每人一双鞋。除此而外，尹彦德还入军营宣讲，对岳家军将士作了一番“战前动员”或“政治思想教育”工作。《茶陵州志·人物》载，尹氏兄弟的此番义举“令六师之气不战而先夺，其于成功之助盖多矣。”据有关资料显示，这一支部队一共有一万人（一说八千人）。要让这一行人吃早餐的时间、地点安排得如此巧合，尹彦德一家要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这一行人准备早餐，还要一下子拿出这么多的犒劳物资，绝不是事前毫无准备匆促行之的结果。这其中隐含的悬念就是：尹彦德兄弟与岳家军之间一定有过事前的接洽和商定。

那么，尹彦德兄弟为什么要费这么大财力、精力来犒劳岳家军呢？答案只有一个：希望以此获取朝廷恩荣及政府的保护。这是一个富而社会地位低下的家庭在乱世谋取自保的一种手段和策略。关于这一点，我觉得没有展开的必要，我下面的叙述可以印证这一点。

3、有必要略作交代的几个后续故事。

其一，火田尹氏家族的恩荣。据明嘉靖版的《茶陵州志·人物第六》载，当时，岳飞对尹彦德说：“君，长者也。富而无文，当一经教子，后必有显者。”并且还亲笔题写“一经堂”三字相赠，作为这个宗族的堂号。同时，应尹彦德之请，奏请朝廷选派国子监太学生掌教一经堂，教授宗族子弟。后来，宋高宗又为一经堂题写匾额。淳熙十六年，尹彦德之子尹士望在一经堂东侧筹建明经堂，宋高宗恩赐明经堂为明经书院。这是茶陵最早的书院。杨万里、杨至、龚用卿、翁溥等人先后为书院题写名字、匾额并撰记。这些人题写的匾，撰写的记后来都散佚不存。一经堂、明经书院为这个家族引来了一股经久不衰的尊师重学风气和传统，也它为培养了尹伯正、尹仲正、尹申、尹裦然、尹天球、尹天凤、尹谦孙、尹毂、尹岳、尹惟日等进士，使其成为茶陵仅次于谭氏家族的第二大科举名家。明经书院在历代风雨的熏浴中，几经拆建改造，最后成为长生观。1958年，人们又在长生观上兴建火田公社卫生院，现在，又由卫生院改为民房。

其二，岳飞赠送的古砚、诗的下落。尹申、尹明瞻在《尹氏初修族谱序》（南宋时期）、《尹氏续修族谱序》（明永乐十六年春）中介绍了两者的下落：“因以忠烈诗刻于里之湖亭，后以寇毁”。经过元末明初的战火之后，“家传武穆所赠古砚旧落陈氏，今漫不可得”。

沿潞溪逆流而上，穿过李家里，再往前走，不久就要到冷水井。这是散布在天堂山山间低谷的几个小山村。其中有一个山村地域狭小，四面高山环护，如深陷地底的水井，人们就把它叫做“冷水井”。而地域区划意义上的冷水井，指的是包括上大陇、半冲、冷水井、铜锣坪在内的地方。如果结合历史遗迹来考察它的地域范围的话，所谓的冷水井，应该还包括下大垅在内。民国二十四年实行保甲制度，这一带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区划单位命名为里仁保，原因也就在这里。

冷水井地处深山老林，偏远闭塞，交通尤为不便。从1992年开始，这里的人开始陆续外迁。现在，冷水井、铜锣坪的住户已全部迁出，山村荒芜，行将为人遗忘。但在历史上，这里曾因为穆和隐居而名闻遐迩。

《茶陵州志·杂志》（明嘉靖版）记载：“潞水溪北有冷水井，陈文帝时，处士穆和为太常博士，及北隋继统，和隐居教学不倦。开皇三年，屡征不起，遂以熔铁锢其门。……”《湖南省掌故备考录》记载得稍微详细：“陈文帝庚辰年，处士穆和为大常博士。隋继统，和隐居潞水冷水井。隋文帝开皇三年，屡征不起，遂以熔铁锢其门，岁余犹闻朗读之声。唐武德二年，少詹事杜淹为著其事，勒碑志感。裴寂纠之，遂扑其碑。明初于灰尘蔓草中得之。”两者可以互为印证。穆和隐居冷水井的原因、经过以及他最后的去向，我们现在无从稽考，但以上述记载为主干的传说，却仍然在潞水民间流传，它的基本情节与上述记载一致。据考证，穆和隐居教学不仅是潞水地区的私人办学之始，也是至今为止见诸文字记载的茶陵私人办学之始。在民间传说中，穆和隐居冷水井的故事还有一个留证的实物，即潞溪上一座叫里仁桥的小石拱桥，传说这座桥是他在隐居期间修造的。这座桥在下大垅境内，至今保存完好。这里曾经是一条交通要道，经冷水井过攸县，可以北上长沙等地。在民间传说中，过往官员途经潞水，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说的是风水宝地，不可干犯亵渎。实际上，这应该是文官武将过里仁桥时对穆和表示崇敬和怀念的一种自觉行为。

2009年下半年，我去冷水井一带与老人闲聊。有人告诉我，穆和隐居的具体地点很可能是铜锣坪。这是一个因地形酷似铜锣而命名的山村。直到民国年间，这里还能看到青砖铺就的土坪、下马石、马厩等遗迹。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人们在这里建房子，在地下挖出了不少古旧的青砖。曾经是铜锣坪的居民则言之凿凿的说，穆和在这里某一个十分隐秘的地方埋了的护庄宝物，铜锣坪遭难时宝物就会示警显灵。如此这样，不一而尽。看来，穆和可能真的隐居在这里了。

前几日跟几位道友品茶论道时，分享了一个我曾听说的因忤逆不孝死于非命，最后死无葬身之地的故事。其中一位道友颇有感触，也聊起他拜师入门不久就被雷劈的经过，心中感到非常奇妙也甚为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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