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学过医，弃医从文后又成为诊断与疗治我们民族精神痼疾的“医生”，这大概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然而为人们所忽视的是，在成为伟大的“医生”之前，鲁迅首先也是一位“患者”。由于受中国传统与西方现代人学思潮的影响(叔本华、尼采等)，鲁迅的思维方式基本上也是轻逻辑分析，重直觉体悟。因此，鲁迅对民族精神痼疾的发现与揭露，很大程度上是主体体悟与自我剖析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说，正是作为“患者”的深切感受，造就了鲁迅作为“医生”的天才与伟大。

一

学人考究鲁迅学医的动因，一般都以鲁迅自己的话为证，即父亲得病，中医乏术，以及学好西医可以促进国民对于维新的信仰。但是，鲁迅自少年始瘦弱不健壮的身体状况，也不应排斥在诸多原因之外。鲁迅七八岁即患龋齿，后来便一直担心脱牙，二十六七岁时便有了全部镶牙的必要。牙病又削弱了胃功能，造成消化不良、食欲不振等症，成年后又患胃扩张症、肠弛缓症。加之他患的胸膜炎、支气管哮喘、肺结核等症，使他只活了五十六岁。而给他诊病的美国医师邓(Dunm)说：如果是欧洲人，早在五年前就已死掉了。

当然，身体的病弱并不就是精神的病弱。鲁迅不但有中、西、印三大文化广博的学识，有看透事物的犀利眼光，而且也有浓烈而丰富的情感世界，有不屈服的硬骨头精神。精神的病弱怎么会与鲁迅联系上呢?但我们不应该忘记，鲁迅在去南京求学之前，未有任何西方的学识，甚至在南京求学期间他也曾返乡参加过科举考试。倘若中国传统文化真像五四时期的鲁迅所斥责的那样，是“脓疮”与“梅毒”，那么，这些病毒是不可能不传染给鲁迅的。曹聚仁在其《鲁迅传》中，曾说鲁迅也是阿Q。不加论证地说鲁迅就是阿Q，自然是荒诞的。因为阿Q与鲁迅代表着我们民族精神对立的两极：一个于逆境中发现顺境，于屈辱中感到自满；一个则是“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一个是愚昧而“永远得意的”；一个则是清醒而悲苦的。然而，善于直觉体悟的鲁迅，显然是感受过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鲁迅出身于破落户人家，家道中衰时闲人对他的嘲弄和白眼，使他要生存下去也只有求助于“精神胜利法”。加之整个中国文化在西方打击下的衰败，对于未接受西学的鲁迅来说，也只能以文化优胜来自慰。不仅如此，鲁迅即使在接受西学从睡梦中醒来后，也曾求助于“精神胜利法”。一次是在办《新生》流产与辛亥革命失败后，鲁迅“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

一次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的腥风血雨中，鲁迅说他被血的游戏吓怕了，并“在救助我自己，还是老法子：一是麻痹，一是忘却。”

阿Q及其精神胜利法，显然在鲁迅看来是中国国民精神病态的表现。然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阿Q相与精神胜利法，并不仅仅是鲁迅超然物外的观察所得，而是鲁迅曾深深体验过的。鲁迅曾以救治国民精神痼疾的医生自任，但在成为医生之前，他首先也是一个患者。甚至在他成为疗救国民精神的医生之后，也未切断与患者的精神联系。

二

文学具有疗治病痛的作用，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认为悲剧是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以katharsis(古希腊语：净化)。在公元前5世纪的希腊，katharsis主要是指一种医疗手段，即把身体中多余的东西宣泄出去，以此达到健康的目的。但是，鲁迅却无法如此“为艺术而艺术”，他将文学作为疗治精神痼疾的手段，有着鲜明的现实功利目的。这源于他学医时在日本的幻灯片上看到同胞给俄国人做侦探而被日军砍头示众的情景，这位强壮的国民精神上的麻木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自此之后，鲁迅“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要紧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在那时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就注定了，鲁迅的弃医从文所肩负的启蒙重任，即如何将阿Q式的愚弱昏睡的国民唤醒，使之成为狂人式的觉醒战士。这样，鲁迅就从治疗个人病痛的医生变成了医治民族精神痼疾的医生。

在弃医从文之前，鲁迅发表的《斯巴达之魂》主要着眼于身体的壮健，要国民像斯巴达壮士一般，强健其筋骨，野蛮其体魄，以抵抗外寇的入侵。而在弃医从文之后，鲁迅发表的《文化偏至论》与《摩罗诗力说》，就从文化与文学的角度着眼于改造国民的精神了。1918年1月，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吾辈诊同胞病颇得七八，而治之有二难焉：未知下药，一也；牙关紧闭，二也。”

在《热风》中，鲁迅又要以新文化的六六六，去医治国民劣根性之梅毒的遗传。《狂人日记》的文言题记中说，小说是将狂人的二册日记中“撮录一篇，以供医家研究”。小说《药》中的主人公夏瑜与华老栓，都在求医问药。前者寻找救国救民的药，后者为儿子寻找治病救命的药。因为二者不能沟通，结果是夏瑜的血成了救治华小栓痨病的药。小说也暗示了救国救民的药方，即改造华老栓们的精神，使之觉醒而不再将革命者的血当成治病强身的药。小说以“药”为题，也表明了作者作为民族精神痼疾之医生的职责。鲁迅后来在回忆自己为什么作小说时，仍说其主旨在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者的注意。

张定璜说：“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高的矮的，老的小的，肥的瘦的，一大群在那里蠢动。从我们的眼睛、面貌、举动上，从我们的全身上，他看出我们的冥顽、卑劣、丑恶和饥饿。……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

正是这种医生手持解剖刀式的冷静，使别人在面对花香虫鸣而诗兴大发的时候，鲁迅却吟出了“野菊的生殖机官下，蟋蟀在吊膀子”的诗句。当然，“三个冷静”是无法概括鲁迅作品的总体风格的，因为在“三个冷静”下面，可以发现鲁迅丰富的热情。“死火”——火一样的热情也在冰一般的冷静之中，并具有撼人心魄的强力，才构成了鲁迅作品的总体风格。然而，鲁迅作品冷峻的一面，也确实与他的学医不无关系。鲁迅后来回忆自己作小说的准备时说，他靠的是读了百来篇外国小说和一点医学的知识。将医学的知识渗透到小说的写作中，是鲁迅自己意识到了的。鲁迅在技巧纯熟的散文诗《复仇》中写道：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在比密密层层地爬在墙壁上的槐蚕更其密的血管里奔流，散出温热。……

但倘若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其次，则给以冰冷的呼吸，示以淡白的嘴唇……

从这段文字中也可以看到一种医生解剖式的冷静。因此，医生式的冷峻是贯穿于鲁迅所有文体之中的。

三

我们在第一节中描述了作为患者的鲁迅，在第二节又描述了作为医生的鲁迅，这种割裂显然无法较为准确地把握鲁迅，因为鲁迅的伟大，恰好在于他既是医生又同时是患者。倘若仅仅是民族精神痼疾的患者，那么，他就无法成为揭露国民性的启蒙家。倘若仅仅是疗治民族精神痼疾的医生，那么，他就无法深切地体验这种精神痼疾，从而使他的揭露也只停留在外在的观察思考，而失却了反省批判的深刻性。鲁迅精神的这种复杂性，非但没有损害而且是增加了他作为文化伟人的高度。

鲁迅作为承担着启蒙使命的医生，从共时性的角度看，是以新文化的清醒去唤醒沉睡的国民；从历时性的角度看，则是以新文化反叛传统文化，在文化观念上实现现代化。但是，鲁迅不仅从传统的国民中来，而且在启蒙受挫的精神痛苦中，又会“沉入于国民”中。唯其出自传统的国民，他对国民的性格就看得格外透彻，剖析起国民心理来也就格外深刻。鲁迅劝青年少或者不读中国书，就有人嘲讽说，你鲁迅读了那么多的中国书，有什么资格劝别人不读中国书?鲁迅说，唯其自己读了很多中国书，深知其害，故而发此论。鲁迅对中国传统的罪恶有着深切的感受，所以其反传统比别人都来得激烈；然而他又深知自己在道德价值与审美趣味上对传统的承担。他的激烈反传统(启蒙医生)与对传统的承担(沉睡的患者)有时会各自走到极端，使他在告别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路途中，显露了我们民族心灵的全部危机感和复杂性。

过去的鲁迅研究中，只注重阐发作为医生的鲁迅，而忽略乃至有意避开了作为患者的鲁迅，结果就造成了圣化或神化鲁迅。“神圣”固然不可侵犯，不过也与一般人拉开了距离，使鲁迅成为离我们愈来愈远的他者。对于鲁迅杂文中反语式的自剖，人们并不认真对待，而是说鲁迅在批判别人。对于鲁迅的小说，人们会以小说的虚构性为由，不将小说中的人物与鲁迅的自剖联系起来。《野草》虽然是表现主体对存在的体认的，但又朦胧难懂，不确定性很大。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以善于自剖而感到自己并不渺小的鲁迅，后来却被简化或歪曲，成了比鲁迅批判过的“正人君子”更为超俗的神。以小说为例，虽然鲁迅说小说“大抵是借别人以叙自己，或以自己推测别人的东西”，而《在酒楼上》《孤独者》和《弟兄》等小说中的吕纬甫、魏连殳、张沛君等是鲁迅深刻自剖的产物。但一些研究者却说，鲁迅是站在“天上”对“地上”的这些革命的落伍者、个人主义者和自私自利者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假如鲁迅在世，那么会对文本与接受者之间的距离之大感到吃惊，然后对接受者不顾他的话而胡乱阐释表示愤怒，因为他早就说过：“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地解剖我自己。”

而鲁迅之所以是比一切胡适、梁实秋们相加都伟大得多的艺术大师，恰恰在于他对于自我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痼疾敢于正视和揭露，由此而表现了一种惊人的坦诚。

鲁迅对萧伯纳的评论或许对于更为准确地把握鲁迅有所帮助：“假使萧也是一只蛆虫，却还是一只伟大的蛆虫……譬如有一堆蛆虫在这里罢，一律即即足足，自以为是绅士淑女，文人学士，名宦高人，互相点头，雍容揖让，天下太平，那就是全体没有什么高下，都是平常的蛆虫。但是，如果有一只蓦地跳了出来，大喝一声道：‘这些其实都是蛆虫!’那么，——自然，它也是从茅厕里爬出来的，然而我们非认它为特别的伟大的蛆虫则不可。”

同理，当国人在“地大物博，人口众多，道德天下第一”中陶醉时，鲁迅却指出了他们是病态社会文化中的患者，自然鲁迅也曾是患者，但却是伟大的患者。鲁迅自己就说，他从旧营垒中来，对旧事物看得格外分明，是故反戈一击，易致敌于死命。

四

我们上面讨论的患者(沉睡的国民)与医生(唤醒国民的启蒙者)之间的关系，基本上还是从理性的层面上立论的。而从非理性的层面上看，非传统的现代文化仍有其病态的一面。尼采、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安特莱夫、阿尔志跋绥夫等等，作为现代文化的开路人与艺术家，其天才也都有病态的一面。而这些哲人与艺术家对鲁迅的影响是巨大的。胡适与周作人等在五四都是理性启蒙的代表，周作人就对鲁迅喜爱尼采与安特莱夫不能理解，他甚至认为鲁迅对这些病态天才的喜爱，可能与他喜爱李贺有关。

较早注意到鲁迅天才中病态一面的是夏济安。他认为鲁迅在一个层面上确是五四除旧布新(医生救治患者而走向光明)的代表，但在另一个层面上又体现着一些超越历史的更深刻的冲突。“鲁迅是一个善于描写死的丑恶的能手。……丧仪、坟墓、死刑，特别是杀头，还有病痛，这些题目都吸引着他的创造性的想象，在他的作品中反复出现。各种形式的死亡的阴影爬满他的著作。”对于“女吊”“无常”等令人毛骨悚然的主题，鲁迅以极大的热情加以讨论，“死的美和恐怖，透过浓厚的白粉和胭脂的假面，窥探着生命的奥秘”。鲁迅天才中这病态的一面“使他看起来更像卡夫卡的同代人而不是雨果的同代人”，“仅仅把鲁迅看作一个吹响黎明号角的天使，就会失去中国现代历史上一个极其深刻而带病态的人物”。

鲁迅天才中病态的一面，更多受到了世纪末思潮的影响，而这一点也恰好为夏济安所忽视了。以叔本华、克尔凯戈尔、尼采等人的哲学为基础的世纪末思潮，亦称“世纪病”，更多地强调了人的孤立无援、理性的虚妄，从而导致了非理性主义的蔓延以及绝望与颓废主义。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对这一思潮及其代表人物做了详尽的介绍，以为这将成为新世纪的曙光。对这一思潮推波助澜的诗人与小说家，如波德莱尔、陀思妥耶夫斯基等，都为鲁迅所看重。五四时期，鲁迅借助日文和德文向国人介绍波德莱尔这朵“恶之花”。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鲁迅更是津津乐道。鲁迅说他“用了精神的苦刑”，将笔下的人物送到“那犯罪，痴呆，酗酒，发狂，自杀的路上去”，以示其“残酷的天才”。鲁迅也深知其天才中病态的一面：“凡是人的灵魂的伟大的审问者，同时也一定是伟大的犯人。”

对于给鲁迅的小说创作以很大影响的安特莱夫，鲁迅以理性是虚妄的，绝望是有大威力的等语，来概括其思想。而集厌世、颓废、肉欲、破坏之大成的阿尔志跋绥夫，也很为鲁迅所看重，并译了其《工人绥惠略夫》“这一本被绝望所包围的书”。因此，世纪末病态的“恶之花”，正是鲁迅天才中病态一面的渊源。直到后期，鲁迅还津津乐道病态的诗人王尔德与画家比亚兹莱(A.Beardsleg)。

世纪末思潮对鲁迅的影响，使鲁迅的启蒙也打上了悲观的烙印，而与陈独秀、胡适乐观主义的启蒙不同。陈独秀、胡适以为沉睡中的国人是病苦的，走出愚昧状态就可以获得欢乐和幸福。与此相反，鲁迅认为“做梦的人是幸福的”，梦醒的人却是悲苦的：“人若一经走出麻木境界，便即增加苦痛，而且无法可想。所谓‘希望将来’，不过是自慰——或者简直是自欺——之法”。

因为抛开了此刻当下的存在，而去“希望将来”，这种希望“正如信徒的上帝”。陈独秀、胡适告诉笼中之鸟，飞出来吧，到自由的蔚蓝色的天空中，到处都是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鲁迅也召唤鸟儿从笼中飞出来，但他告诉鸟儿，飞离群后，你是孤立无援的，你不但要对付凶恶的鹰，对付向你侵袭的暴风雨，而且还要以强力意志独自承担面对死亡的悲哀与绝望。在这里，鲁迅病态的悲观绝望比陈独秀、胡适理性的乐观主义更为深刻，也更能表现现代人的生存困境。梁实秋就很看不惯鲁迅的这种情感方式，他从古典主义的立场出发，在健康与理性的大旗下对鲁迅进行了否定。他也告诉鸟儿，飞回笼里吧，笼里有秩序。因此，鲁迅与梁实秋之争，是现代人的情感方式与古典的理性主义的冲突。

散文诗《野草》所表现的，正是一只飞出笼中的鸟儿以强力意志独自承担面对死亡的悲哀与绝望。在《一觉》中，鲁迅“宛然目睹了‘死’的袭来，但同时也深切地感着‘生’的存在”。然而生的存在却由于人的孤立无援而陷入大悲苦与大绝望之中。“希望”是什么?它不过是哄骗人的娼妇，然而在空虚之中，也只好“用这希望的盾，抗拒那空虚中的暗夜的袭来，虽然盾后面也依然是空虚中的暗夜。”(《希望》)要与空虚中的暗夜肉搏，却又发现面前竟至于没有真的暗夜，所有的是一座荒坟。于是，他只有面对死亡来体认此刻当下的存在。他发现自己不过是一个影，黑暗会吞并我，“光明又会使我消失”(《影的告诉》)。要把握存在的本真的确是困难的：“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创痛酷烈，本味何能知?”(《墓碣文》)“痛定之后，徐徐食之。然而其心已陈旧，本味又何由知?”尽管如此，这只自由的鸟儿不但无返回笼子之意，而且还化为恶鸟——“叛逆的猛士”与“这样的战士”，向着鸟笼掷去了投枪。他觉得布施与恩惠会妨害孤独的主体的自由选择，就加以诅咒：“倘使我得了谁的布施，我就要像兀鹰看见死尸一样，在四近徘徊，祝愿她的灭亡，给我亲自看见；或者咒诅她以外的一切全都灭亡，连我自己，因为我就应该得到咒诅。”(《过客》)鲁迅本人也深知其天才中病态的一面，说自己灵魂中有“毒气和鬼气”。而鲁迅面对墓碣的自剖的确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有一游魂，化为长蛇，口有毒牙。不以啮人，自啮其身……”

行文至此，或许有人会说，鲁迅不是又由医生变成患者了吗?然而后一种意义上的患者与前一种意义上的患者是极为不同的。前一种意义上的患者的病症是昏睡在传统之中麻木无知，愚昧不觉悟，疗救之道在于新文化的启蒙。而后一种意义上的患者却正是以新文化反传统之后，觉醒的个人从传统的牢笼走出来，在自由的荒原上体认存在的结果。因此，这种病症才能够穿越空间，表现出整个现代人的困境。对于这一种病症，最好的疗救方法是艺术。鲁迅就认为，诗人是苦痛的夜莺，艺术是苦闷的象征。

摘自叶舒宪主编的《文学与治疗（增订本）》一书，作者高旭东

本书围绕“文学与治疗”主题，组织多篇专论对此展开讨论。从人性、语言、艺术、仪式和民间文学等视角，透析文化生态和文化病理方面的相关性，突出人文学科与医学之间的建设性对话和沟通，并通过对中外作家和作品的实例解析，阐发中西文学和文论中潜在的心理治疗资源及其精神医学的再造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