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

太平天国史曾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如今每推进一步都需要付出极大的努力，《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则尝试从多方互动的角度，将太平天国放在整个近代中国社会进行考察。既从社会层面追寻太平天国时期的政治、军事、经济状况；又聚焦当时的社会动态和洪秀全等人的思想特征，涉及太平天国史扑朔迷离、众说纷纭的问题；还考察了作为对手方的清廷的应对之策，官场风习、民生状况的起伏，以及对晚清社会的影响。老题新做，言之有据，新意迭出，无疑将有力推动晚清史与太平天国史研究。

本书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新史学”推出，特从中选取《咸丰朝缓解财政困难的对策》一文，以飨读者。

咸丰朝缓解财政困难的对策

文 _ 夏春涛

清朝财政一向量入为出，道光三十年岁入不到四千万两，略多于岁出，岁余无几；战争、重大灾害等突发事件尚不在财政预算之内。因此，太平军兴、黄河丰北大决后，地丁钱漕、盐课、关税收入有减无增，河工特别是军饷开支有增无减，财政入不敷出。处此困境，咸丰帝即位不久即动拨内库币银数百万两，充广西军饷[1]；后又采纳大臣建议，将内务府三口乾隆朝铸造的大金钟熔铸成8503块金条、计重2.703万两，另将圆明园等处计228件、重8747斤的大小铜瓶等库存铜器熔化成铜料铸钱，但终属杯水车薪。为缓解财政困难，清廷采取多项应急措施，设法开源节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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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节流，主要是分成裁减文武官员俸银，酌减宫中服用开支，暂停兴修工程。所谓开源，指设法增加财政收入，广开捐输即其一。咸丰二年十月，户部等遵旨拟定《筹饷章程》23条，首条便是敦促京内外官员一体量力捐输。截至次年二月中旬，在京王公大臣及四品以下各员先后四次捐输。第四次计捐现银14.131万两，外加以廉俸扣抵捐项千余两。定郡王载铨个人一次捐银10万两，被赏加亲王衔；其余人等或交部从优议叙，或被赏戴花翎、蓝翎。同月末，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文瑞奏称“筹饷之法几至束手无策，虽补苴多方，而缓不济急，抑且中外官民交困，人心摇动，势难再为滋扰”[2]，提议饬令富宦捐输家资。军机处遂列出相关名单，由此滋生挟私讦告流弊。在开会商议捐资名单及数额时，户部尚书孙瑞珍因自己赫然在列而激愤不已，与文瑞发生争执。文瑞据此奏参孙氏，称“该尚书因述其家资若干，出语粗俗，形同市井无赖，致有赌咒之言”。结果两人均因“殊失大臣之礼”而被交部议处。[3]

面向民间的捐输启动更早。咸丰元年冬，咸丰帝依户部所议，准粤东商民出资助饷，并推及各省。陕西巡抚张祥河、云贵总督吴文镕等首先倡率，各捐银万两。各地纷纷出示劝捐，但大多名为劝捐实为勒派，地方胥吏与军营员弁借词劝捐，勒索滋扰，导致怨声四起。为鼓励绅民踊跃捐款，清廷宣布凡捐银数万两或更多者将予以破格奖励，出资较多省份将增加乡试中额和生员学额。与这种捐后兑现的奖励相比，捐纳属明码实价的功名买卖，只要交足银两，平民可捐得贡监、封典、虚衔，官阶九品以外者可捐升至道员，降革者可捐复原职，等等。时人就咸丰三年夏苏南设局劝捐情形叹曰：“常昭有官绅公启一纸，内有一联云‘官衔翎顶荣施如愿以偿 银米钱洋捐数以多为贵’，窃恐为后世奇谈也。嗟乎！功名原国家之名器，今而后愈趋愈下。前道光三年，水灾捐输，恩邀议叙，以为罕有。近来动止，无不借资民力，如绅富家已邀恩重叠，虽襁褓之孩已得奖励，假有身不清白如数捐输者，亦居然衣冠中人矣。”[4]清廷后来还打破捐例，允许打折收捐，并简化手续，将空白“执照”发给各藩司和军营粮台，由后者自行开捐。随着此举泛滥，应者日趋寥落。

上述筹饷方法显然均非长久之计。财用将竭，但军务一日不竣，军需一日不止，仅向荣大营每月就需银二三十万两。咸丰三年六月十六日，大学士、管理户部事务的祁寯藻密折告急曰：“自广西用兵以来，迄今三载，经臣部奏拨军饷及各省截留筹解，已至二千九百六十三万余两，移缓就急，提后尽前，罗掘之方实已无微不尽。乃三城未复，久顿重兵，南路则窜扰江西，北路则蔓延皖豫。粮台之设，至六七处之多，请饷纷纷，日不暇给……约征不可恃，乃借助于捐输；捐输不及待，乃乞恩于内币。近来捐输之数业已大减于前，内币所藏亦复不敢轻议。……似此情形，实属计无所出。现在户部银库截至本月十二日止，正项待支银仅存二十二万七千余两，七月份应发兵饷尚多不敷。臣等备员农部，多或十余年，少亦一二载，从未见窘迫情形竟有至于今日者。”[5]因饷需支绌，加之作为铸钱原料的滇铜因道路梗阻无法运至，清廷踌躇再三，决计更多采用滥发钱币之策，主要是铸大钱、发宝钞、发银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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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丰大清宝钞

咸丰三年五月，户部下设的宝泉铸钱局等首先开铸当十铜大钱；七月增铸当五十大钱。次年，添铸当五、当二十、当百、当五百、当千等各类大钱。当百以上大钱面文曰“咸丰元宝”，以下曰“重宝”，其中当千大钱重二两，十成净铜，紫色。因铜料稀缺、成本高，户部还先后开铸当一、当五、当十铁钱和铅钱。另有十多个省份相继设局改铸大钱，其面值、铸式、重量、成色十分杂乱。同年十一月中旬，咸丰帝又准许户部印制纸钞，额题“大清宝钞”，旁八字为“天下通宝，平准出入”，下曰“此钞即代制钱行用，并准按成交纳地丁钱粮一切税课捐项，京、外各库一概收解”，面额从一千文、二千文、五千文到十千文、一百千文不等。归户部监督的官银钱号也大量发行京钱票，最大面额为一万文。另有十多个行省也相继开设官银钱号，发行所谓的“局票”。此外，发行银票即“户部官票”的奏议于同年二月末获准，面额从一两、三两、五两到十两、五十两不等。

从咸丰三年至咸丰帝病逝的八年间，清廷计发行大钱、银票、宝钞、京钱票合六千余万银两，占这一时期国库总收入的69.5%。[6]通过以法令形式强制发行大钱以及根本无法兑现的宝钞、银票，清政府大肆收兑民间银钱，同时用搭放大钱、钞票的方式支付兵饷、河工、官薪等，以减少财政支出。借通货膨胀这一下策，清廷巧取豪夺竭蹶搜刮，虽相对弥补了财政亏空，但仍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反而给社会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终属饮鸩止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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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缺乏最起码的信用，大钱、钞票在市面上难以流通。在苏南常昭一带，“乡间当十钱私禁不用，县中一九搭货价九五申，省中仍二八搭货价八六申，尚不能通畅。肩挑荷贩者即口语云‘新咸丰不要’”[7]。在北方，当十大钱出京师即不可用，日益贬值。及至当百以上大钱面世后，其面值更是一泻千里。

通货膨胀、百物腾贵使民众深受其害。农户按规定搭大钱、纸币完纳地丁钱粮往往遭拒，负担骤然加重，生计困顿。因担心收取大钱不能使用，商贩裹足不前，城中铺户大多歇业，商贸萧条。总的来说，“自行使大钱，而贫民之流为乞丐者不少，乞丐之至于倒毙者益多”[8]。官、兵也同受其累。咸丰四年秋，在京以四品京堂侯补的吴式芬诉苦说：“惟米珠薪桂，更倍于前，居大不易。贱眷安顿山东，不拟来京矣。……大钱不能畅行，以致食物日贵。农部议以制钱与当五、当十、当五十、当百五种钱，每千文各二成配用，亦迄不知能遵用否。旗民生计维艰，可为深虑。”[9]扬州江北大营兵勇因兵饷搭放大钱而哗然拒领，清廷担心激变，只得下令取消搭放。另一方面，钱商、当商借通货膨胀投机牟利；一些官吏在课税时故意刁难，拒绝按例搭收大钱和钞票，然后再到市面上低价收购大钱和钞票搭解藩库或部库，从中赚取差价，同样大发横财。

咸丰通宝

咸丰朝滥发钱币，还使原本难以维持的制钱制度更加脆弱。无数制钱因充作改铸大钱的铜料被销毁，大钱的重量也一再减轻。在获利心理驱策下，民间私铸大钱之风日炽，虽严刑峻法不能取缔，使币制更加混乱，加速了大钱的解体。咸丰四年六月，清廷被迫下令停铸当千至当二百大钱；次年六月，停铸当百、当五十大钱；到咸丰九年，铁钱又告停铸，仅当十铜大钱仍在京师流通，市价仅值制钱二文。宝钞、银票的命运与之相近，虽仍在继续流通，但咸丰十年二月已不再发行。到次年，宝钞百文仅抵制钱三文，几成废纸。与此同时，作为实际硬通货的白银的价格一路飙升。这些都给后世社会经济生活留下巨大隐患。

本文原载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文化部清史纂修与研究中心编《清史参考》2016年第31期。收入本书时略有修订，注释从略。

《太平天国与晚清社会》

夏春涛 著

夏春涛，江苏扬州人。1991年获博士学位。1994—1995年为哈佛大学访问学者。1999年晋升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著有《太平天国宗教》《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等。撰写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通纪》第六卷（未刊），编《洪秀全 洪仁玕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参与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出版文集《沧桑足迹》、随笔集《家国山河》。发表论文等百余篇。

太平天国的兴起是广西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伴生物，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从这个角度说，金田起义的正义性是不容否定的。另一方面，广西所暴露出的社会矛盾和统治危机并不是孤立现象，而是全国的一个缩影；只是因为广西的社会矛盾最为尖锐和集中，统治力量又最为薄弱，所以清政府的统治危机才率先在这里爆发，成为清政府统治长堤上被撕开的第一个缺口。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这股激流才得以冲出广西，漫溢长江流域，乃至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运动。

——夏春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