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济邦：红色特工，中国第一位女外交官，苏德战地记者

文/老张在路上

胡济邦是中共地下党“红色特工”，中国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也是二战期间中国唯一的驻苏战地记者。在苏联13年，她目睹苏德战争全过程，数次死里逃生，写出无数篇战地报道，拍摄大量珍贵照片。

她的神秘身份是一个传奇， 她的非凡经历更是一部传奇……

1911 年，武昌起义刚刚过去21 天， 即11 月1 日，胡济邦出生在浙江省永康县古山镇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

胡济邦的祖父共有五个子女， 只有胡济邦父亲胡仁锲读了几年古书。胡仁锲曾经通过科考取得了安徽“候补知县”的名份，但是他一直没有机会“补”上这个职位就因病去世，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全都落在胡济邦母亲的身上。

1927 年，胡济邦在杭州考上了一所女子法政学校。1928 年，胡济邦又以优异成绩考入南京中央大学经济系。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她加入了由共产党领导的爱国群众团体——反帝大同盟。不久，胡济邦就成为进步学生的骨干，并成为南京中央大学13 名护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

1932 年夏，胡济邦因为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被学校开除。这位已接受进步思想的姑娘毫不气馁，立即北上，辗转到北京大学旁听。

不久，因生活所迫胡济邦又返回南京。经胡逸民介绍， 再加上在兵工署预算处当会计的四哥胡济时的推荐，胡济邦到军工署署长俞大维家中，当了俞大维儿子的英语家庭教师。

1933 年，蒋介石在四次“围剿”红军失败后， 又调兵遣将，准备发动第五次军事“围剿”。为了确保“围剿”成功，蒋介石特意请来德国军事顾问制定了一份全新的“围剿”计划书。当时的上海地下党情报科负责人王世英找到王昆仑，让他尽快搞到蒋介石的这份“围剿”计划。

王昆仑是中共上海地下党员，与胡济邦是好朋友。经过一番思考，他认为俞大维一定有蒋介石的“围剿” 计划。王昆仑立即找到胡济邦，想通过她来获取这份重要情报。尽管当时胡济邦还没有加入共产党，但她还是义无返顾地接受了这一艰巨任务。

胡济邦在俞家的出色表现，深得俞大维一家人的喜欢，再加上她又是自己心腹部属胡济时的胞妹，所以俞大维对她如同家人一样深信不疑。另外，他觉得胡济邦颇有见地，所以公务之余还时常与她谈论一些时局及国民党的内幕消息。

胡济邦没费多大周折就找到了俞大维从庐山带回的一大摞军事文件，都是绝密材料。其中包括蒋介石为制定第五次“围剿”中央苏区红军行动方案而召开的庐山军事会议的绝密材料。胡济邦用最快的速度一一拍照， 虽然没有经过专门训练，却像专业特工那样一切都做的天衣无缝。当晚，这些绝密情报就被送到南京中央路305 号“正元实业社”，该社为中央特科的一个重要秘密联络点，并很快将情报转到中共情报负责人李克农手中。

当江西瑞金中央苏区的红色通讯社刊出这些绝密文件的时候，蒋介石大惊失色，气得差点晕倒。他怎么也搞不明白，是哪个深潜内部的“高深共谍”竟能把庐山军事会议这样的绝密文件搞得一清二楚。

1933年夏，经二哥胡济川举荐，又有俞大维的背景，胡济邦凭着一口流利的英语，进入国民政府外交部国际司五科(护照科)任科员。

1934 年春，胡济邦由卢涛介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卢涛就是雨花台著名的革命烈士卢志英）。时隔不久，中共地下党需要办理几张赴苏联护照。但在白色恐怖下，办理去苏联的护照是被严格控制的。共产党前往苏联学习和治病的人员，往往要从满洲里和新疆秘密越境，非常危险。为了保证赴苏人员的安全，党组织希望通过正常途径出境。

王昆仑没想到胡济邦一下子给他送来16 本护照，轻松解决了地下党的一个大难题。可是，怎样才能把这些护照安全送往上海地下党组织手中呢？因为这时王昆仑已经被戴笠列入黑名单，行动也受到严密监视。情急之下，胡济邦假扮成王昆仑的情人，以去上海度周末为由，结伴而行。军统闻讯立即在上海霞飞路霞飞坊王公馆四周布控，伺机抓捕。胡济邦和王昆仑为了摆脱陷阱，在上海站下车后，根本没有回家，而是分别入住两个饭店，然后迅即赶往事先约好的接头地点，将护照交给组织。军统特务蹲坑守了一夜， 连个人影也没见到！只好以“王和情人在外夜宿未归”电告戴笠复命。

此事给当年党中央军委书记、总管特科的周恩来留下了深刻印象。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当面夸奖胡、王二位：“多亏你们搞到了出国护照！”

1936 年，胡济邦被派往国民党驻苏联大使馆工作，任大使馆新闻专员，兼《中苏文化》杂志驻苏记者，这是中国有史以来正式派驻国外的第一位女外交官。

这一去就是十三年。

在苏联期间，胡济邦与美、英等国的西方记者一道，参加了战时战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种国际会议，包括三外长会议、四外长会议、各国政府代表团以及领袖访问莫斯科等。她先后采访过一大批世界政坛风云人物。战后还去乌克兰的基辅采访对德国战犯的审判，她的足迹遍及法国、德国、瑞士、波兰、埃及、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芬兰、丹麦、捷克、意大利……

1949 年3 月，眼见腐朽的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国民党驻苏使馆全体起义。4 月，阔别故土十三载的胡济邦以赴欧学习为名离开国民党驻苏大使馆，乘飞机经瑞士抵香港转道回国。

1949 年5 月，胡济邦历尽艰险，回到祖国。

这时北京刚解放，急需做好外交工作的各项准备。可是外交方面的人才奇缺，胡济邦的归来，正应外交工作的急需。当年9 月，胡济邦进入正在筹建的新中国外交部。

1949年11 月至次年7 月，在外交部东二楼大厅举办驻外大使学习班，学习班由李克农副部长主管，具体组织工作由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负责，胡济邦担任外交礼仪教官，负责培训外交礼仪，受训的是新中国第一批驻外大使馆工作人员。

在一部新中国外交风云的纪实片中，看过的人都有一个很深的印象。

著名将军外交家、前外交部副部长耿飙回忆道：“记得有一次，我们这些大使和夫人们，在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阎宝航和胡济邦的率领下，全体人马开到北京饭店举行彩排。彩排的主要内容是吃西餐，包括怎样安排主人和客人的座位，怎样执刀弄叉，怎样切肉喝汤，怎样铺餐巾，怎样抹黄油等等，每个人都全过程地演练一遍，直到阎宝航和胡济邦点头满意为止。”

在学习班里，外交礼仪教官胡济邦被尊称为“老外交”，她教起“学生”来极为严格，就连王稼祥夫人、朱剑凡之女朱仲丽都服了。胡济邦指着一位夫人的旗袍，连连摇头：“不行不行，你的内裤太长，都露在旗袍开叉外面了，必须穿衬裙，知道吗？”准备去匈牙利当大使的黄镇夫人朱霖，穿了件连衣裙，解开领扣，把里面的汗背心往领口拽了拽，觉得很漂亮，但胡济邦直摇头：“不行，背心不能露出来，这样人家会认为不礼貌。”这些不懂外语，又没出过国，从黄土地走来的“土八路”夫人们，个个都是短发。胡济邦指着她们的发型说：“解放区的发型不符合外交场合要求。要烫发，搽上点粉，抹点口红……”朱霖泄气地说：“我不干了！最好选能干的去！”到学习吃西餐时，朱霖对黄镇说：“我还要吃20个饺子才够。”服务员递上一盘水，朱霖想喝，胡济邦赶紧制止：“这是吃完水果后洗手的水，不能喝。”朱霖只好悻悻地缩回手：“真是活受罪！”

尽管遇到一些大使夫人们的抵触情绪，胡济邦还是极富耐心地加以开导和示范，使新中国的第一批外交使节，以崭新的形象亮相于世界舞台。

1956 年，胡济邦被调入《人民日报》国际部任记者，常驻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匈牙利劳动党总书记卡达尔来北京访问时，曾对毛主席说：“你们派来的《人民日报》记者胡济邦很勇敢，工作表现很出色，谢谢你们。” 毛主席听后点点头，微笑着说：“是的，我从她的报道里，晓得了你们的真实情况……”

胡济邦从东欧回国后，任《人民日报》国际部评论员，同时兼任全国记协国际联络部部长。这一时期，她一直活跃在新闻战线上。

1979 年6 月，胡济邦的丈夫毕季龙，继唐明照后就任中国第二位联合国副秘书长，负责技术合作促进发展部。同年，胡济邦随夫至美国纽约，任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在外交界，这对夫妻外交家被誉为“最美好的一对”。

1995 年2 月，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杰出女性永远闭上了双眼。遵其嘱，她的骨灰被撒向家乡的江河。家乡亲友为纪念她，为其立下衣冠冢。

（本文图片为网络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