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东坡是我国宋代豪放词派的代表人物，他诗词工夫堪称宋人之首。不过虽然他在文学上成就很高，但是在政治上却一直郁郁不得志，这究竟是为什么呢?苏东坡出生于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苏润，弟弟苏辙都是当时的文坛名人。二十一岁时，苏东坡参加了科举考试，主考官欧阳修读过苏东坡的文章后，禁不住对其他参评官说：读完苏东坡的文章，老夫汗都出来了。又在他的进士试卷上批上：“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尚且这样说，苏轼很快就扬名天下了。在殿试中，苏东坡在他的《进策》、《礼以养人为本论》中系统、全面地提出了改革的主张。他的弟弟苏辙也参加了这次考试，也对朝廷提出。

了改革的建议。宋仁宗读过他们兄弟二人的文章后高兴地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此后，苏东坡步人仕途，但是却始终没有坐到宰相的位置。苏东坡刚做官时，有一次，为了庆祝宋军在北方边疆取得胜利，宋仁宗下令，宫中要多悬红灯以示庆贺。宫中一时没有那么多红灯，就只好到民间去买，负责买灯的官吏们强行要求老百姓低价卖灯，弄得京城内外怨声载道。

苏东坡了解到这件事情后，在朝堂上当面批评仁宗说：战争胜利固然可喜可贺，但是庆贺的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如果像现在这种做法，就会把好事办成坏事，失去民心。请陛下收回成命，减少悬挂红灯的数目，给老百姓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苏东坡的话虽然很尖锐，直接驳回了皇帝的面子，但仁宗仔细想想还是有道理的，于是，就下令禁止低价从民间购买红灯，在小范围内搞个庆祝活动就行了。

宋神宗在位时期，特别宠信王安石，准备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王安石也为遇到这样一位明君高兴，言谈之间难免流露出赞扬神宗独断专行的话，苏东坡听到后，马上予以反击，他说：晋武帝因独断而战胜吴国，而荷坚因独断伐楚却战死，齐桓公任管仲而称霸，而燕哙专任之子却失败。王安石一听点到自己的痛处，就再不提这些话了。

在王安石变法之前，苏东坡就向神宗表示反对让王安石主持大政，他认为，王安石就像战国时代的李锂、商鞅等人一样，是急功近利之人，他是抱着一种侥幸的心理拿国家大事进行赌博。希望皇帝能团结文官员的人心，注重千百年来形成的风俗习惯，保持固定的政治体系，否则的话就会失去人心。

从当时的情况来看，苏东坡的话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神宗没有听进苏东坡的话，坚持任用王安石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进行全面改革。虽然说这场改革对北宋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在当时它就受到了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的反对。改革派和顽固派之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最后，由于神宗皇帝支持的改革派占了上风，而以司马光为首的顽固派被调出京城，贬到地方上去做官。

元丰八年，宋神宗死去，王安石的改革派失去了有力的支持者，新上台的哲宗把司马光重新召进京城主持朝政，于是原来被贬到地方上的顽固派官员陆续回京担任了主要职务，而原来的改革派则遭到贬官的处置，下放到地方做官。按理说，苏东坡当时反对王安石，为此还差点丢了性命，这会儿应该高升了，但是，苏东坡看到司马光做法太偏激，仅仅是为了与王安石个人的恩怨，竟然不分好坏把新法全部废止了。

苏东坡向司马光建议，认为事成在于“法相因”，民安在于“事有渐”，这种全盘否定的做法是不对的。他坚决主张新法中可行的部分应予以保留。这样，他又成了和王安石站在一起的人物。司马光对此非常恼火，对他的意见一点也不采纳。苏东坡当着司马光的面就说：过去您在韩魏公韩琦身边当谏官，也曾极力相谏，韩公不高兴，你也不顾，怎么现在当了宰相，就不听我说完心里话呢？司马光只是笑笑，不置可否。苏东坡看到自己在朝中还是少数派，干脆向哲宗提出，要到地方上做官。于是他被司马光调到了离京城更远的琼州做官。

离开京城的苏东坡还念念不忘朝廷大事，他听说司马光等人干的许多事越来越不像话，于是就径直找王安石商谈此事。他请求王安石想法过问一下朝政，不能让司马光一伙为所欲为。王安石却为当年苏东坡反对自己而耿耿于怀，就以自己已出京在外为官为由，推脱不愿过问。苏东坡的火一下子就上来了，说：“我们以前有矛盾，但那都是为了朝廷大事，并无什么个人私怨，朝中的事，你在朝就管，不在朝就不管，虽说这是事君的常理，但神宗皇帝对你却是另眼看待，你对待皇帝怎么可以用常理呢？”王安石其实也正为司马光的许多做法生气，一听苏东坡在讽刺自己，火一下子就上来了，他怒冲冲地反问苏东坡：“我什么时候说过不管朝廷大事？”苏东坡也不示弱：“明明是刚从你口中说出，转眼间你就又想抵赖，你还像个做宰相的样子吗?”王安石自知理亏，再也不吭一声了。

苏东坡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考虑问题时，总要考虑事物的危险方面，主张因人、因事、因时、因地而断定事情的是非曲直，从不附庸任何人，因此得罪了朝中很多高官，这也是他为什么仕途不得志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