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时机很重要。

如果老百姓对国家还存有希望，反腐就正是时候，国运就一定转好。

如果老百姓对国家已普遍失望，积重难返，反腐也没用，有可能加速灭亡。

很多人只知道商鞍变法，却不知道商鞍的变法内容中，反腐也是重要工作。

比如，商鞍废除了旧世卿世禄制， 奖励军功，颁布按军功赏赐的二十等爵制度，就是反腐的重要条款。

在商鞍变法以前，秦国官员都是世袭制，老子当官，儿子继承，一代传一代，这不仅仅是腐败，而且腐败透顶，除了官家子弟，其他人根本没机会。商鞍的奖励军功制度就不同了，只要在战场上立了功，就可以升官。这不仅给了普通老百姓机会，也一举掐断了官家子弟的后路，所以商鞍才落得悲惨的下场。

但是秦国却因为商鞍的反腐运动，国力大振，并长期保持，直至130多年后，消灭六国，一统江山。

宋真宗为了巩固赵家的江山，在他的任期内，大力开展了反腐倡廉工作。

首先，颁布了告诫百官《文武七条》：一是清心，要平心待物，不为自己的喜怒爱憎而左右政事。二是奉公，要公平正直，自身廉洁。三是修德，要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势压人。四是务实，不要贪图虚名。五是明察，要勤于体察民情，不要苛税和刑罚不公正。六是勤课，要勤于政事和农桑之务。七是革弊，要努力革除各种弊端。

其次，建立了一整套严谨有效的官员选拔任用制度。

第三，在吏部建立官员档案，完善官员休假制度。

第四，建立了一套监察官员的渎职惩处制度、选拔的标准和职务回避制度。

宋真宗的反腐工作最得了良好效果，使北宋经济繁荣，边贸红火，贡赋通达，税收富足，经济总量占世界的80%。画家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描绘的就是北宋时期的清明盛世。

唐太宗李世民，他的反腐主要经验，是听取宰相魏徵的各方面意见，筑牢思想防线，拒腐防变，严格自律，认真做好皇帝的领导带头作用。

宰相魏徵，作为中国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谏臣，不仅帮助了唐太宗的个人拒进步，也直接推动了国家的进步。

通过一帝一相的共同努力下，大唐帝国的官员们一心为公，吏佐各安本分，滥用职权和贪污渎职的现象降到了历史上的最低点。社会治理，居然达到了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程度。

630年，全国判处死刑的囚犯，只有29人。

直到贞观十七年（643年）魏征去世，唐太宗李世民因为失去了监督，开始犯起了自由主义的错误，直接导致贞观十七年成为贞观王朝的分水岭：

贞观十七年之前是“贞观之治”的上升期，贞观十七年之后，则是“贞观之治”的下降期。

无论怎么说，唐太宗李世民的反腐自律，为大唐王朝300多年国运，奠定了良好基础。

明太祖朱元璋，是中国历史上反腐措施最激烈的皇帝。

从洪武四年到洪武十八年，他在全国范围内多次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腐败运动。如洪武四年(1371)甄别天下官吏，八年(1375)的空印案，十八年(1385)的郭桓案，声势都极浩大。其中，尤其是空印案与郭桓案的规模最大，两案连坐被冤杀的达七、八万人。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赃七百万，词连直省诸官吏，系死者数万人。核赃所寄遍天下，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

据估计，朱元璋在反腐过程中杀掉的官吏，在十万到十五万名之间，数量非常庞大。

《草木子》说，明太祖规定，地方官贪污受贿六十两以上，就要在土地庙前剥下皮来，里面填上草，放在官府大堂的公座边上，以提醒下任官员不要贪污。

“明祖严于吏治，凡守令贪污者，赃至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仍剥皮实草。府州县卫之左，特立一庙，以祀土地，为剥皮之场，名曰皮场庙。官府公座旁，各悬一剥皮实草之袋，使之触目惊心。”

可以想象，一个政府官员到新岗位报到，走进办公室，看到座位旁边竖着一个人皮玩偶，这个场景，是不是毛骨悚然？

朱元璋反腐，不仅动用刑狱，严加惩处，而且还法外加刑。罪行严重的，处以墨面文身、挑筋、挑膝盖、剁指、断手、刖足、刷洗、称竿、抽肠、阉割为权、斩趾枷令、常号枷令、枭首、凌迟、全家抄没发配远方为奴、族诛等各种非刑。

因此，在洪武时代做官，极为危险。传说当时的京官，每天清早入朝，总要和妻子说几句遗言，到晚上平安回家便举家庆贺，庆幸又活过了一天。

关于朱元璋反腐的效果，则是为大明王朝近300年的国运，奠定了良好基础。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