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有姓氏和表字的陈胜，本身是秦朝二十等爵制约束下的“政权基本盘”的一份子，作为一个应有“不更”以上爵位的体制受益者，他的生活再苦，也不会比秦朝社会最底层的奴隶、刑徒、债务奴更凄惨。

从这个意义上讲，称他为“农民起义”还真不为过，在秦朝社会之中，没有吏职，又非贾籍、奴隶、刑徒、居赀的有爵者，才有资格称为“农民”，在他之下，连人都不算，只能算是“财产”，无非是分“国家财产”还是“私人财产”罢了。

促成陈胜走向反体制道路的原因，当然不是什么“苟富贵勿相忘”的所谓性格分析，但凡好好读读《史记》就能发现，战国、秦、汉的世风一直如此，毫不讳言对富贵的渴求，希望获得现世的显达，只有卖鸡汤的才会把这点事儿翻过来调过去地吹。

真正的关窍有两条：

其一，秦制自身固有的包含自我毁灭的源代码；

其二，秦朝基层官吏不堪重负导致的全面离心。

秦制的自我毁灭倾向，三解在《一篇文章看尽“暴秦”的兴与亡》已有论述，其根本症结即在于秦法体系下，只有两个元素是不变的，而其余的元素均是资源化的。

两个不变的元素是“纸上的君主”和“纸上的官僚组织”。

严格来说，法家理想状态下的社会中，君主是虚化的，这一点与儒家的“圣王垂拱而治”的理想状态无限近似，即君主只是一个“岗位”，一个“角色”，而非一个人格化的“人”，唯其如此，君主的人欲才能对整个制度运行影响最小。

而以丞相为首的“官僚组织”，则依据纸上的律令程序来进行公文的上传下达，形成完美的自体循环，最完美的状态即所有人都是螺丝钉，可以随意替换，不受成员贤愚的影响，哪怕是丞相，也只是一个非人格化的机器。

两者之间形成的合作联盟，就是秦法体系下的“核心利益”和“系统核心”。

在“系统核心”之下，是“资源供体”，即包括二十等爵制结构下的编户齐民，贾籍、百工、七科谪，以及各种官奴隶、刑徒、债务奴隶的所有“被统治者”。

简言之，秦国、秦朝社会是一个完美的“官—民二元”结构。

正如三解在《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功臣名将的下场如何？》一文中早已讨论过的，秦制下的列侯封君本质上与一个“公卒”并无不同，都是“官”统治下的“资源”，只是资源化的方式和程度依据法律规定有所区别，“出钱”、“出粮”的同时还要“出命”。

而无论秦、汉，制度概念下的“吏”都是尽量避免“出命”的，而且逐步走向不用“出钱”、“出粮”。

这不仅仅是分工不同，更是“权力”的区别，注意，不是“权利”，在秦、汉体制下，只有君主拥有“权利”，其他人作为人都是残缺的，所以哪怕尊如丞相、列侯，上书时一样自称“昧死”、“待罪”。

权力，恰是标识两个阶层的基本元素，一个是管人的，一个是被管的。

而在被管的人里，又人为地进行区分，区分的标准就是需要“无偿贡献”的多少，在二十等爵制下的编户民中间，不同的爵位划分着赋税、徭戍、徭使的义务的多少；在奴隶、刑徒、债务奴内部的分级下，决定着无偿奉献劳力的多与少，有的活重，有的活轻。

最重要的是，两者之间可以通过军功爵、犯法互相转化，编户民可以坠落为贱民，贱民也可以爬成编户民，只不过难度完全不同，犯法易，得爵难，反而变成了一层阶层坠落的“单向膜”。

在现实中，“君主”当然是稳定的、超脱的，犯法也不会下台，可“官僚组织”却必然与社会产生关系，也就是说，“系统核心”外的“人格化”的角色会出入这个系统，以他人格化（个体编户民）的身份完成阶层坠落。

也就是俗话说的，铁打的硬盘，流水的兵。

这样一个体系，我们假设其所有的环节全部一丝不苟地无限期运行，最终的结果是什么？

在真正的长时段观察里，它就可以简化为一个踢人下车的过程：

最先被踢下车的是官奴隶、刑徒和债务奴等“贱民”；

紧跟着被踢下车的是低爵者，因为他们的有限收入没法支付巨额的“赎刑”成本，只能沦落为“贱民”；

再接着被踢下车的是“富户”、“商贾”，他们虽然有钱“赎刑”，却要承担之前跌落的低爵者留下来的“血税”，人力资源的匮乏让他们必须填补空白；

再接着被踢下车的是高爵者，他们虽然传承着军事知识，是高级军官的温床，却不可能在缺少士兵的情况下打胜仗，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又会在几代后沦为低爵者；

最后被踢下车的是官吏们，整个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大监狱，他们已经没有人可以“管理”。

所以，秦制本身就是“饕餮”，它的血盆大口在吞噬一切资源之后，还会吞噬自己的身体。

这种自我毁灭的逻辑，又会因为不同阶层的“互相交叉”而加速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