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一个标志性的朝代，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汉朝，汉朝的建立不仅打下了一个民族千年的基础，汉文化还持续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相较历代而言，汉朝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朝代，它同样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那么一个好的时代应该是怎样的呢，它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统治状态和社会环境？我想对外威武，对内宽厚，大概比较符合人民对一个民族的国家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外辱问题一直是历代躲不开的统治难题，外辱严重会导致统治紊乱，内治不稳，而统治者的威信和形象也会因此一落千丈，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最终的结果是，造成统治的失败。

“对外威武”，大概是有汉一朝给后人最直观的印象，从汉武帝始，“大汉天威”就成了中国对外的态度和代名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再没有任何的外族敢于轻辱中国之地与中国之人，而在“天威”下的汉人自信，也随着一次次对外的征伐累积和肯定，“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在这自信下表现出的天朝气度。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整个中国都热血激昂，任何外辱都莫敢轻易侵犯。

但汉武帝时期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虽然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一举扭转了汉匈百年战争的劣势，并且四方征伐，将大片土地纳为汉土，却也因其穷兵黩武，造成民生疲惫，百姓不安，于是在汉武晚年，颁下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罪己诏书《轮台之诏》，开始实行由外而内的统治之策，致力养民，宽和内治。

因为“对内宽厚”，于是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汉朝又一次迈向了鼎盛的巅峰。在汉宣帝刘询时期，汉朝真正实现了内外同治的政治理想，那是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时代。对外，宾服四夷，对内，四海升平，民生富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汉朝的鼎盛？或许可以从汉宣帝刘询的口中得到答案：“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家自有制度，王霸杂之”，这正是从汉武帝以来，汉朝一直贯彻的统治方略。

何为“霸道”？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创制了各种富国强兵之策，从农耕、军事、外交、律法、手工业等各方面推动和促进了各国的变法，成就了天下一统的契机，最终孕育了秦帝国的产生，在这改革变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文法吏和军功武人等事功型人才，而“汉承秦制”，也是基于这样的“霸道”基础之上。

依法治国是“霸道”的核心，但“霸道”却不仅仅只是对内的依法而治，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就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方针，也即是“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从对外的征讨上树立中国的威望，以打击外夷来开拓自身的版图。

内外同治，才是“霸道”最终的理念，只是自秦以来，严刑苛法，致使民生凋敝，天下大乱，汉建以后，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秦制的基础上实行了清静无为，予民休养的“黄老之法”，努力提升国力，到了汉武时期，又“重启霸道”，再次将中国的武功推向了一个历史巅峰。

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说到底，汉朝仍然是以法治国，只是为了不蹈秦亡的老路，又以“儒为法表”，在“霸道”外披上了一层“王道”的外衣，形成了自己的“汉家制度”。汉家制度的产生，才真正让汉朝成为了一个威凌四海的天朝上国，经过了几十年的融合，到了汉宣帝刘询时期，“王霸杂之”的治政方略，已经成为了治国的中正之道，将汉朝的统治推到了一个完满的时期。

“法治先行，德教随之”，是汉朝强盛的原因，而内外同治，秉行中正之道，却是汉宣帝刘询创下一个好时代的基础。对外雄武扬威，四夷宾服，对内政治宽厚，百姓安乐，不扬不抑，却积秉千古国威，这正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态，正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班彪给汉光武皇帝刘秀的奏章中所言：“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