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在中国历史上找出一个标志性的朝代,我想很多人都会选择汉朝,汉朝的建立不仅打下了一个民族千年的基础,汉文化还持续对世界造成了深远的影响。相较历代而言,汉朝也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朝代,它同样有着中国历史上最好的时代。
那么一个好的时代应该是怎样的呢,它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统治状态和社会环境?我想对外威武,对内宽厚,大概比较符合人民对一个民族的国家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外辱问题一直是历代躲不开的统治难题,外辱严重会导致统治紊乱,内治不稳,而统治者的威信和形象也会因此一落千丈,在政治上形成一种恶性的循环,最终的结果是,造成统治的失败。
“对外威武”,大概是有汉一朝给后人最直观的印象,从汉武帝始,“大汉天威”就成了中国对外的态度和代名词,在几百年的时间里,再没有任何的外族敢于轻辱中国之地与中国之人,而在“天威”下的汉人自信,也随着一次次对外的征伐累积和肯定,“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就是在这自信下表现出的天朝气度。那是一个伟大的朝代,整个中国都热血激昂,任何外辱都莫敢轻易侵犯。
但汉武帝时期并不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虽然汉武帝以其雄才大略,一举扭转了汉匈百年战争的劣势,并且四方征伐,将大片土地纳为汉土,却也因其穷兵黩武,造成民生疲惫,百姓不安,于是在汉武晚年,颁下了历史上第一个皇帝的罪己诏书《轮台之诏》,开始实行由外而内的统治之策,致力养民,宽和内治。
因为“对内宽厚”,于是在随后几十年的时间里,汉朝又一次迈向了鼎盛的巅峰。在汉宣帝刘询时期,汉朝真正实现了内外同治的政治理想,那是历史上一个最好的时代。对外,宾服四夷,对内,四海升平,民生富裕。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汉朝的鼎盛?或许可以从汉宣帝刘询的口中得到答案:“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
“汉家自有制度,王霸杂之”,这正是从汉武帝以来,汉朝一直贯彻的统治方略。
何为“霸道”?战国以来,诸子百家创制了各种富国强兵之策,从农耕、军事、外交、律法、手工业等各方面推动和促进了各国的变法,成就了天下一统的契机,最终孕育了秦帝国的产生,在这改革变法的过程中,涌现出了一批批文法吏和军功武人等事功型人才,而“汉承秦制”,也是基于这样的“霸道”基础之上。
依法治国是“霸道”的核心,但“霸道”却不仅仅只是对内的依法而治,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的霸主齐桓公就提出了“尊王攘夷”的方针,也即是“尊崇周王室,诸侯不兼并,侵夺外夷地”,从对外的征讨上树立中国的威望,以打击外夷来开拓自身的版图。
内外同治,才是“霸道”最终的理念,只是自秦以来,严刑苛法,致使民生凋敝,天下大乱,汉建以后,吸取了秦亡的教训,在秦制的基础上实行了清静无为,予民休养的“黄老之法”,努力提升国力,到了汉武时期,又“重启霸道”,再次将中国的武功推向了一个历史巅峰。
虽然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但说到底,汉朝仍然是以法治国,只是为了不蹈秦亡的老路,又以“儒为法表”,在“霸道”外披上了一层“王道”的外衣,形成了自己的“汉家制度”。汉家制度的产生,才真正让汉朝成为了一个威凌四海的天朝上国,经过了几十年的融合,到了汉宣帝刘询时期,“王霸杂之”的治政方略,已经成为了治国的中正之道,将汉朝的统治推到了一个完满的时期。
“法治先行,德教随之”,是汉朝强盛的原因,而内外同治,秉行中正之道,却是汉宣帝刘询创下一个好时代的基础。对外雄武扬威,四夷宾服,对内政治宽厚,百姓安乐,不扬不抑,却积秉千古国威,这正是一个国家最理想的状态,正如《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班彪给汉光武皇帝刘秀的奏章中所言:“汉秉威信,总率万国,日月所照,皆为臣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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