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618年—907年),是中国历史上最辉煌时期，社会稳定，经济繁荣。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一批批富商也应运而生。

一、唐初长安商人邹凤炽

邹凤炽（一作郑凤炽），是丝织业中的佼佼者。《太平广记》中记载，邹凤炽肩高背曲，形似骆驼，当时的人都叫他邹骆驼。但人不可貌相，邹骆驼家里非常有钱，金银珠宝多得数不过来，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他曾对皇帝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里还有余绢。邹骆驼家中的仆人，都是穿锦衣吃美食。他的女儿出嫁，大办酒席，前来祝贺的宾客有几千人。到了夜间，还提供极其豪华的帐幕供来宾休息。新娘子出场的时候，身边的侍婢有几百人，个个绮罗珠翠，垂钗曳履，光彩照人。大家看得目瞪口呆，分不清哪个才是新娘子。

二、王元宝

王元宝，唐朝开元间人，富可敌国，靠贩运琉璃发家。王元宝的许多生活习惯如正月初五拜财神，吃发菜等等对于民间民风民俗有深刻的影响，流传至今。

唐玄宗曾问王元宝家有多少钱，王元宝很文艺的回答道：“臣请以一缣系陛下南山一树。南山树尽，臣缣未穷”，当时一缣可换十多石粟。唐玄宗听后感慨地说：“朕天下之贵，元宝天下之富。”三、何明远

唐玄宗时的定州富豪何明远，也是靠丝织业发家的。《朝野佥载》中记载，何明远在交通要道的驿站旁边开办旅店，并与北方少数民族商人进行丝织品贸易，大发其财。他还从事丝织品生产，家中有五百张织绫机，是当时规模最大的私营工厂。不过，何明远的经营活动有走私的嫌疑，因为唐朝政府是不允许私自从事绫织品出口的。

四、窦乂

窦乂 [dòu yì]，唐朝商贾巨富。被称为“唐朝扶风小儿”。据记载，年少时便显露出经商的天分，先是靠种植榆树，掘得了第一桶金；继而开发了一种叫法烛的新能源产品，赚得盆满钵溢；然后又从事房地产开发，最后积累了巨额财富。据说他名下的商铺有上千间，每间商铺价值千余贯。五、王酒胡

唐末僖宗时，长安巨富王酒胡，

黄巢退出长安后，唐僖宗返回，命令修茸残毁之处。

当时，定州王氏有一儿，俗号王酒胡，居于长安，巨富，纳钱三十万贯，助修长安的朱雀门。

唐僖宗命令重修的安国寺基本完好后，亲降车辇，并设大斋会，自己扣新钟十下，舍钱一万贯，命诸大臣各取意而击，但皇帝同时发言：有能舍一千贯钱者，即打一槌。

皇帝的斋会刚要结束，王酒胡半醉入来，径上钟楼，连打一百下，便于长安的西市，源源不断地运钱十万，施舍给安国寺。

这个王酒胡，真正是有趣的人。

六、杨崇义

唐玄宗时期长安富商，至于他如何致富，资料不详，不过关于他的死有个典故。

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卷上《鹦鹉告事》条载： 长安豪民杨崇义为妻刘氏及其情夫谋杀， 他人莫知。后因堂前架上鹦鹉告发，始得 破案。朝廷因“封鹦鹉为绿衣使者，付后宫 养喂之，张说后为《绿衣使者传》，好事 者传之”。此为“绿衣使者”的来历。

有些富商则热衷于投资土地和放高利贷。《旧唐书·玄宗纪》中记载，开元二十二年（734年）三月，唐朝政府没收长安富商任令方的家财，资产达六十余万贯。据说任令方是靠放高利贷暴富的。

唐朝富商中，许多是从小本生意起家的。《白行简纪梦》中记载，长安西市的富商张通夫妇，靠卖饭粥发了财。张通的老婆陶氏，煮出来的饭粥不仅香甜可口，而且价格便宜，极受欢迎。价廉物美、薄利多销大概就是张通夫妇的致富秘诀。

“破烂王”裴明礼则是靠收垃圾而发财的。《朝野佥载》中记载，裴明礼很会操持家业，他专门收购废旧物品，积攒到一定数量后再卖出去，就这样积攒了万贯家财。靠捡破烂发财的人至今仍有，可见变废为宝是一个千年不衰的行业。

还有一个叫罗会的人，居然靠掏粪成了富翁。罗会家世代都以掏粪为业，街坊邻里都称他为“除粪夫”，可罗会家的房屋却建造装修得富丽堂皇，他的老婆每天都是贵妇人打扮，着装豪华艳丽，羡煞旁人。罗会哪里是在掏粪，简直是在“淘金”！

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总体上讲固然是贱商抑商但是商人的身分地位并非一成不变。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与消费结构的进步商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重要。反过来商人的经营活动又影响着生产及消费结构甚至因价值规律的作用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唐代整个社会呈现出变革的态势尤其是交换经济的兴旺繁荣促使商贾势力迅速崛起。从而使商人的政治待遇、社会地位及历史作用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