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任明三边总督的洪承畴在给崇祯的一封奏折中提到‘先时贼避兵逃窜，今则迎兵对敌，左右埋伏，更番迭承，则剿杀之难也。贼人人有精骑，或跨双马，官兵马三步七，则追逐之难也’。这并非洪承畴逃避责任的托词，而是明末起义军与官军的真实情况。《明史·左良玉传》中也有类似的描述‘贼介马驰，一日夜数百里。我步兵多，骑少，行数十里辄疲乏，以故多畏贼’。可以说明末之时明朝官军面对起义军最大的问题就是战胜之后追不上，不能大量消灭叛军，使得叛军虽然屡屡战败，但总能逃脱，之后再休整一段时间便能恢复元气。这样的结果就是官军疲于奔命，在战争中越来越感到吃力，最后攻守易势。

明之所以能北逐残元，收复丢失几百年的幽云地区，靠的就是一支数量庞大、战力强悍的骑兵部队。再往前看汉之讨匈奴、唐之伐突厥，皆因朝廷蓄积马匹众多、骑兵强大，而宋因马匹稀缺两次亡于外患。在古代的情况下，可以说马匹的数量就决定了一个王朝的强盛与否。时间到明末，明朝官军中成建制的骑兵部队就只有兵不满万的关宁铁骑。之所以明末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战歌认为主要有以下几点原因：

明朝马政的衰败

明朝的马政要说起来还得感谢元朝，元朝建立后，靠朝廷的强力干预在北方乃至江南各地设置了大量的牧场。这就给明朝的马政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有鉴于此，明太祖朱元璋就结合汉唐以来的养马制度建立了一种复杂且有效的马政制度，只是这种制度虽然能保证朝廷的马匹供应，但对民力的损耗也是各种制度中最大的！

具体说来明朝的马政制度分为三个部分：

一、官牧。明朝管理养马的有两个机构，御马监和苑马寺，这两个机构都是在朝廷所拥有的牧场中，指派卫所士卒养马。比如陕西一地就有苑马寺设立的两监六苑管理着的牧场面积达到十三万顷，参与养马的的卫所军士就有数千人；

二、民牧。由两京太仆寺将拥有的官马交给属地的民户来养，对于养马的民户由朝廷给予补偿，如果期间能够生育小马驹则免除该户差役。到中期以后更是规定每五十亩可以领养马一匹，养马期间免粮；

三、茶马交易。明朝在边境地区定期开马市，用茶叶换取周边游牧部落的马匹。

这几条制度的实施，使得明朝马政鼎盛时期，边镇拥有战马达四十万匹、京师卫军有马十六万匹，此外明朝两京太仆寺交给民户养殖的马匹也有二十万匹左右。这样明朝的官马总量就达到了七十多万匹，超过唐朝鼎盛时期的七十万匹。但任何事情一旦达到顶点也就意味着开始走下坡了，比如明朝的官牧，大量的牧场被侵占，陕西的牧场面积到明中期统计时就只剩下六万顷不足开始的一半。参与养马的军士一旦出现马匹死亡就得双倍赔偿，这就又逼的养马军士大量逃亡；比如茶马交易，由于周边游牧部落茶叶是必需品，可是明朝的交易时间、交易数量都有限制，这就让部分人看到了机会，不顾朝廷禁令私贩茶叶，还有人提前去收购马匹，然后再在国内高价售出，这就完成茶马交易制度的破坏，明太祖时几十斤茶叶就能换一匹好马，但明孝宗时期，千余斤茶叶才能换得一匹劣马；比如民牧，太仆寺规定，若马匹不能产小马驹或者出现疾病死亡，养马户都要照价赔偿，还有民户养的马养成之后需要送往两京太仆寺，这其中的路途费用和太仆寺的刁难使得养马户背上了沉重的负担，放一马就是从那时产生的。

马政制度的衰败，仅以明朝边镇为例，本来明朝边镇基本上都是骑兵，明初宁夏镇和固原镇的额兵都在三万左右，但是仅战马的数量却分别为两万两千余匹和三万两千余匹。可是到了明万历的时候统计宁夏镇的马骡合计仅有四千多，固原镇的马骡合计也只有八千多。

明末的起义军重视对马骡的收集

《卢象升疏牍》中有这样一句话‘贼骑如云，每至则漫山遍野’。明末的义军非常注意对马骡的收集，每攻陷一地便立即收集马骡以供骑乘、作战之用。虽然明朝的马政到明末已经衰败，但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虽然相比较于明朝全盛时期衰败了，可是明朝在西北的牧场中还是拥有大量的马匹。同时遍布帝国的大小驿站之中也有数量不少的马匹。这几个来源使得义军中无论高迎祥、李自成还是张献忠所部都拥有数量庞大的骑兵部队。并且针对明朝官军多步卒的特点，义军还专门制定了两种战法：一种是战阵五重外为饥民、次步卒、次马兵、次骁骑、老营家口处内；另一种是俗称三堵墙的战术，就是以骑兵三万列做三队，前队接战无令退却后队即斩之。若久战不胜，则骑兵佯装败退引诱官军，后边的三万步卒就结阵迎击官军，骑兵再反身重新加入战斗。无数官军就是被义军这两种战法给玩死的！

​就这样明军面对义军胜了追不上，败了逃不掉，最终攻守易势，改朝换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