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同时又极富争议的历史人物。朱元璋出身赤贫，少年时饱尝人间苦楚，甚至一度沦落为流浪江湖的乞丐。然而他胸怀大志，历经苦斗，最终实现了从乞丐到皇帝的不可思议的巨变，创造了一段神话般的励志传奇。在历代大一统王朝的皇帝中，朱元璋的起点之低无与伦比，赤手空拳打天下，用在他身上可谓恰如其分。

然而，朱元璋早年这段不幸经历，对他的人格乃至一生都产生了很大影响。从一个两手空空一无所有的乞丐，成为置身于封建等级金字塔顶端的皇帝，使得他对来之不易的权力和财富，产生一种近乎狂热的痴迷，任何可能威胁到他地位的人，都会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斩尽杀绝。

明朝建立以后，曾经为大明江山搏命疆场、征战一生的功臣宿将，由于才干卓异手握大权，成为朱元璋心目中最危险的假想敌，陆续遭到杀害。明朝开国功臣下场之凄凉，在历代王朝中可谓无出其右。朱元璋背义忘恩，把往日同生死共患难的老弟兄推上法场，是他干过的一件缺德至极之事，成为他人生一大污点。

不过，朱元璋杀害功臣，只是针对明朝权贵，他还干过一件缺德事，坑苦了天下千千万万老百姓。他强迫明朝百姓养一种动物，并且被历代明朝皇帝因袭了两百多年，不知多少百姓被他害得家破人亡。

众所周知，历代所有中原王朝，都必须面对一个强敌，即北方的游牧部族。中原王朝与游牧部族的战争史，贯穿了整个封建时代，几乎无代无之。北方游牧部族一直有个中原王朝无法比拟的军事优势，他们生活在水草丰美的草原，富产良马，由此组建了强大的骑兵，让以步兵为主的中原王朝吃尽苦头，经常处于打胜了追不上、打败了跑不掉的窘境。

因此，历代中原王朝为了应对游牧部族骑兵威胁，必须以牙还牙建立起强大的骑兵。马的重要性也因此陡然提升。正如《韩非子》记载，“马者, 军之大用”，“戎马乏，军危殆”。《后汉书》也记载，“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

明朝早期与漠北的北元残余势力激烈交锋，中后期又和北方瓦剌、鞑靼等游牧部族战火不断，对于战马的养育和储备一直都非常重视。明太祖朱元璋多次说过，马是“国之所重”，明成祖朱棣也说过，“马于国为最重”。

历代中原王朝养育战马，都是由朝廷出人出资，设立马场，“自古牧马多在监苑，未闻寄养于民间”。但朱元璋别出心裁，朝廷所用战马“皆民间孳牧”，把养育战马这一繁重任务分解落实到明朝百姓头上。明朝设有专管马政的太仆寺，但太仆寺只管验收和配给军队，养马是百姓的事。朱元璋为了省钱，强迫明朝百姓替朝廷养马，堪称千古罕见。

从此以后，养马就成为明朝百姓身上一项沉重负担和枷锁，为害民间长达两百余年。成千上万的战马被强行分派到民间，“北直隶每三丁养骒马一匹，二丁养儿马一匹”，“江北以便水草一户养一匹”。为了保证战马的成活率，朝廷规定，战马的生老病死都由养马户负责，战马生病，百姓自掏腰包调治，战马病死、走失，百姓必须全价赔偿，死一匹成年马百姓至少要赔偿白银二十余两，足以让一户普通百姓倾家荡产，“小民卖田产，鬻男女”才能拿出这笔钱。

为了让战马数量快速增长，《明太祖实录》记载，朝廷要求一匹母马应“岁课一驹”，每年必须产下一头马驹。马的孕育周期比人类还要更长，在三百多天以上，且一次只能产一头马驹。这就意味着母马刚产下马驹，就必须准备开始下一个孕育周期，不然就无法完成第二年的“任务”。一年必须产下一匹马驹，年年如此，还要保证母马和马驹百分百成活，即使在现代技术条件下，都诚非易事，何况是在古代。一旦当年未能产下马驹，或者马驹夭折，百姓必须自掏腰包购买马匹补足数量。

马匹养成后，一旦朝廷征收，养马户必须把马匹送交京师太仆寺。送交马匹往往需要长途跋涉，“路途草料之资，马户往来之费”，一路往返食宿盘缠，全由百姓自行承担，住在边疆偏远地区的养马户送交一匹马，往往代价高昂，让百姓不堪重负。而一旦马匹途中生病死去，百姓血本无归。更为坑人的是，太仆寺验收马匹的官吏还会乘机勒索，以不合格为由拒收，“赴寺听验，十退四五”，百姓们只得花钱摆平。不然就得花大钱购买良马才能完成“任务”。

朱元璋强迫明朝百姓替朝廷养马，让无数百姓沦为赤贫，甚至破产流亡。百姓宁可坐牢不愿养马，甚至有的地区还因此引发民变。很多养马户一贫如洗，根本无法完成为朝廷养育繁衍马匹的任务，明朝也因此很难征收到足够的优质良马。最后连很多朝廷官吏都意识到，这是误国害民的一大弊端，屡屡向朝廷呼吁改变这种局面。最终在万历初年，明朝终于对朱元璋留下的这一弊端进行了重大调整，启动了官牧模式，才使得很多百姓得以解脱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