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帝六下江南,不是为了游山玩水,却做了几件大事

康熙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创业之主,康熙元年(1662年)他即位后,面临着战乱未定、国困民穷的形势。当时南方有“三藩”割据,拥兵自重;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制造民族分裂;东南海上则有郑成功后代占据台湾;东北边境又有沙皇俄国不断觊觎侵扰。社会经济因多年战乱,也停滞萧条,急待恢复发展,加之黄河、淮诸河屡屡泛滥成灾,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面临如此百废俱兴的局势,康熙励精图治,不畏险阻,他先着力于国家统一;消灭反清武装、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岛屿、击败沙俄的侵略。与此同时,整顿吏治,改革赋税,奖励垦荒,治理黄河,采取种种措施,发展社会生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先后六次下江南,开启清代皇帝南巡之盛举。

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治理黄河。自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大运河相汇。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黄河多年失修,淤沙堵塞,常造成巨大水患。自顺治至康熙初年,黄河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给苏皖一带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严重灾难,大量农田被水侵吞,人民流离失所,难民遍野。康熙第一次南巡时便亲临工地,视察河务,命令河臣加固加宽运河堤岸,以抗御黄河水流的冲击和侵蚀。康熙第三次南巡时,还乘坐小船,不避危险各处视察,登上堤岸,用水平仪亲自测量。经康熙皇帝的多次实地指点谋划,治河逐步收到成效,此后河道尽管仍时有溃决,但康熙之世,水患已经大大受到控制。

咨访吏治民情,团结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是康熙南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江南素为物产丰盈之地,号称人文荟萃之邦,其民情之安定,吏治之好坏人心之向背,不仅直接影响到清朝赋税的收入,关系到整个政局的稳定与否。特别是南明的几个小王朝,曾先后在江浙一带建立,江南地区的抗 清斗争也最为激烈。顺治时期,处于推行武装统一的非常时期,对汉族士大夫的反抗,主要采取高压政策,诸如有名的科场案,奏销案,其目的即在以高压手段打击反清意识。康熙执政后,鉴于形势变化,逐步改变了顺治时期的高压政策。每次南巡都谒孔庙、拜禹陵、祭明太祖陵,以迎合汉民族的心理。同时,为扩大江南江南汉族士大夫的入仕途径,还广增学额,甚至亲自接见,以示恩宠。如第四次南巡时,对大学生胡渭,又是赐扇,又是赐馔,并赏题“耆年笃学”的匾额。通过这些活动,使汉族士大夫,消除反抗情绪,进而依附清朝,扩大了清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与此相联系,康熙南巡时,也注意考察吏治,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决定官吏的升迁任免。如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其任吴江知县时,为官清廉,勤于政务,因此深得民心,康熙遂授他为湖广总督,令他急速赴任。

康熙在南巡中,不仅孜孜不倦,勤于治政,并且厉行节俭,不讲排场。他每次南巡,简约仪仗随从者进 三百多人。他多次告诫臣下,南巡是“为百姓阅视河道,咨访閭阎风俗”,“非为游观也”(康熙朝卷43)。因而严禁地方官吏布置供帐,科派扰民。二十八年,康熙巡行至江宁,当地官吏把乘船装饰的异常华丽,康熙到后,不乘坐,不观看,反而严令官吏拆除装饰物料,用于他处,并传旨当地官吏引以为戒。

康熙作为创业之主,兢兢业业,利用南巡之机,安定社会秩序,扩大统治基础,发展经济文化,其南巡对巩固和加强封建政权,进一步奠定了清王朝安定、统一、强盛的基础,使之由乱而治,由弱转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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