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是位有雄才大略的创业之主，康熙元年（1662年）他即位后，面临着战乱未定、国困民穷的形势。当时南方有“三藩”割据，拥兵自重；西北有蒙古准噶尔部上层制造民族分裂；东南海上则有郑成功后代占据台湾；东北边境又有沙皇俄国不断觊觎侵扰。社会经济因多年战乱，也停滞萧条，急待恢复发展，加之黄河、淮诸河屡屡泛滥成灾，严重地影响了生产的恢复与发展。

面临如此百废俱兴的局势，康熙励精图治，不畏险阻，他先着力于国家统一；消灭反清武装、平定三藩、统一台湾岛屿、击败沙俄的侵略。与此同时，整顿吏治，改革赋税，奖励垦荒，治理黄河，采取种种措施，发展社会生产，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他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起，先后六次下江南，开启清代皇帝南巡之盛举。

康熙南巡的主要目的，首先是治理黄河。自宋代以来，黄河下游河道从河南经江苏北部入海，在淮阴附近与淮河、大运河相汇。明末清初，因战乱频仍，黄河多年失修，淤沙堵塞，常造成巨大水患。自顺治至康熙初年，黄河的决口即达八十余次，给苏皖一带人民的生产与生活造成严重灾难，大量农田被水侵吞，人民流离失所，难民遍野。康熙第一次南巡时便亲临工地，视察河务，命令河臣加固加宽运河堤岸，以抗御黄河水流的冲击和侵蚀。康熙第三次南巡时，还乘坐小船，不避危险各处视察，登上堤岸，用水平仪亲自测量。经康熙皇帝的多次实地指点谋划，治河逐步收到成效，此后河道尽管仍时有溃决，但康熙之世，水患已经大大受到控制。

咨访吏治民情，团结笼络江南汉族士大夫，是康熙南巡的另一个重要目的。江南素为物产丰盈之地，号称人文荟萃之邦，其民情之安定，吏治之好坏人心之向背，不仅直接影响到清朝赋税的收入，关系到整个政局的稳定与否。特别是南明的几个小王朝，曾先后在江浙一带建立，江南地区的抗 清斗争也最为激烈。顺治时期，处于推行武装统一的非常时期，对汉族士大夫的反抗，主要采取高压政策，诸如有名的科场案，奏销案，其目的即在以高压手段打击反清意识。康熙执政后，鉴于形势变化，逐步改变了顺治时期的高压政策。每次南巡都谒孔庙、拜禹陵、祭明太祖陵，以迎合汉民族的心理。同时，为扩大江南江南汉族士大夫的入仕途径，还广增学额，甚至亲自接见，以示恩宠。如第四次南巡时，对大学生胡渭，又是赐扇，又是赐馔，并赏题“耆年笃学”的匾额。通过这些活动，使汉族士大夫，消除反抗情绪，进而依附清朝，扩大了清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

与此相联系，康熙南巡时，也注意考察吏治，根据实地考察的情况，决定官吏的升迁任免。如原任左都御史郭琇，其任吴江知县时，为官清廉，勤于政务，因此深得民心，康熙遂授他为湖广总督，令他急速赴任。

康熙在南巡中，不仅孜孜不倦，勤于治政，并且厉行节俭，不讲排场。他每次南巡，简约仪仗随从者进 三百多人。他多次告诫臣下，南巡是“为百姓阅视河道，咨访閭阎风俗”，“非为游观也”（康熙朝卷43）。因而严禁地方官吏布置供帐，科派扰民。二十八年，康熙巡行至江宁，当地官吏把乘船装饰的异常华丽，康熙到后，不乘坐，不观看，反而严令官吏拆除装饰物料，用于他处，并传旨当地官吏引以为戒。

康熙作为创业之主，兢兢业业，利用南巡之机，安定社会秩序，扩大统治基础，发展经济文化，其南巡对巩固和加强封建政权，进一步奠定了清王朝安定、统一、强盛的基础，使之由乱而治，由弱转强，起到了重要的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