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地朋友来成都，杜甫草堂是必去的。这座唐代大诗人杜甫流寓成都时的故居，每到节假日，永远是摩肩接踵、人头攒动的景象。

如果让当年的杜甫看到此情此景，他肯定会诧异：为什么我走过那么多地方，你们只记得我在成都修了个草堂？

对呀，为什么是成都？

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是行过万里路的人。但李白是一路游山玩水，杜甫却是一生颠沛流离。

安史之乱以前，算是杜甫读书游历的阶段。杜甫籍贯襄阳，出生于河南巩县（712年），二十岁离家南行，到吴越地区漫游。二十四岁，自吴越返洛阳，应进士试，不第。第二年前往齐赵之地游历，结识高适。

744年，33岁的杜甫在洛阳与44岁的李白相会。此后他与李白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开封、商丘一带），第二年秋末与李白在山东分手，一生再未相见。

此后十年，杜甫困守长安。屡第不中的他，早已不复当年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那时的杜甫居住在长安城南郊少陵，生活困顿。再加年龄渐长，一事无成，故自称少陵野老。

755年11月，44岁的杜甫回奉先县（今陕西蒲城）探望妻儿，杜甫刚刚进到家门就听到哭泣声，原来小儿子饿死了。他感慨于国奢民困的时局，便写下《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其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震撼人心。

谁能料到，就在这个月，安禄山反于范阳。次年六月，潼关失守，长安沦陷，玄宗仓惶西逃。

刚好踩在唐朝由盛转衰的节点上，杜甫的命运更是急转直下了。本来他带着一家人在鄜州（今陕西富县）避难，但他一听说太子李亨（即肃宗）即位于灵武，立马只身北上，投奔肃宗，结果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同被俘的王维被严加看管，杜甫因为官小，没有被囚禁。

感于沦陷后的长安之萧条零落，杜甫写下《春望》一诗。后来杜甫好不容易逃离长安，到凤翔投奔肃宗，哪想他又因为房琯辩护得罪肃宗，不受重用。

仕途受阻，关中还闹起饥荒，为官薪俸不足以养家糊口，杜甫衣食无着，近乎绝望。他只能弃官，挈妻带子，西去秦州（今甘肃省天水一带），投奔亲友。不过，到了秦州，杜甫一家的生活依然困苦。他找了块地，想修个草堂，也没修起来。

住了三个月，同谷（今甘肃成县一带）县令写信邀请杜甫，杜甫又满怀希望地上路。哪里想到，他们一家翻山越岭到了同谷，同谷县令却没有给他们提供任何帮助。

要维持生计，杜甫只能去山上捡拾橡果、栗子，扛着锄头在雪地里找黄独（一种野生的山芋）。忍饥挨冻了一个月之后，杜甫再次启程，入蜀就食。759年冬天，杜甫一家到达成都。

那时杜甫可能不会想到，在成都定居的这些日子，将是他一生中最为惬意的时光。

最初，他居住在西郊浣花溪旁的草堂寺，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古寺僧牢落，空房客寓居。故人供禄米，邻舍与园蔬。”这个故人，便是时任彭州刺史的高适。

杜甫在成都的亲朋好友，还比较靠谱。所以第二年春天一到，杜甫就开始准备修建草堂了。一位姓王的表弟（在成都府任司马一职）送来了建房款，一个茅草屋就修起来了。

但只有能遮风挡雨的屋子也不成其为诗人的住所，所以杜甫又开始写诗众筹修花园。他向一位叫萧实的县令要100棵桃树苗，“奉乞桃栽一百根，春前为送浣花村。河阳县里应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他还找绵竹县令韦续要竹子，写的诗意思也差不多：绵竹的竹子那么多，但我的草堂前却没有。

杜甫想把草堂修得尽善尽美。要来了桃树和竹子，他觉得还不够，便向绵谷县尉何邕要可种十亩的桤树苗，理由是这树长得快，三年便可成荫。这还没完，他又向涪城县尉韦班要松树苗，向一位“徐卿”（有人认为是剑南兵马使徐知道）讨要果树苗：“草堂少花今欲栽，不问绿李与黄梅。”

有了尽善尽美的住所，杜甫终于能过上和和美美的小日子了。

以前的杜甫，一直在漂泊，一直在忧国忧民，写的诗都是十分沉重的，如《兵车行》、《丽人行》、三吏三别等。但在成都，他的诗一下子变得轻松了，舒缓了。

草堂修好了，客人也就来了。杜甫有一首《宾至》，写得客客气气的：“幽栖地僻经过少，老病人扶再拜难。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有人认为这首《宾至》是写高适造访草堂的，因为高适年长，官大，文坛地位也比杜甫高。

但杜甫另一首《客至》，欢迎的是他一个当县令的舅舅，风格则完全不同，极富生活情趣：“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见群鸥日日来。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可以看出，杜甫不复拘谨，安安心心当起了草堂的主人。

诗中“舍南舍北皆春水”一句，这个“皆”字写得很妙，暗示出春水势涨溢的情景，给人以波浩渺、茫茫一片之感。唐代时，成都水流充沛，流水穿街过市，处处是水景，处处可泛舟。杜甫的日常娱乐之一，就是在水中泛舟，极富生活情趣。杜甫一边驾着舟，一边看孩童拿着指捕鱼捉鸟的工具在两岸玩耍，“翻倒荷芰乱，指挥径路迷。得鱼已割鳞，采藕不洗泥。”

杜甫的家人也时常在诗中出现，他在《江村》诗中写道：“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这草堂前后的河水，可供泛舟，可供钓鱼，还可供洗浴，堪称是完美的生活伴侣。《进艇》中又有：“南京久客耕南亩，北望伤神坐北窗。昼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清江。”

诗中的“南京”，便是唐代的成都称号。往北望去，中原满目疮痍，所以“北望伤神”。那么，干脆就不要去想这些，安心享受西南大都会的安谧美好。

黄四娘的花园、草堂外的白鹭、窗中的西岭雪山、门外的万里船……所有这些，都变成了杜甫活泼清新的诗句。在成都，杜甫留下诗作2400余首，其中有《春夜喜雨》、《蜀相》等名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更是千古绝唱。

姚有多 《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杜甫在成都创作的这些诗，论艺术成就可能不如杜甫晚年在夔州（今重庆市奉节县）所创作的秋兴八首，但胜在通俗可感，生活气息浓厚，所以流传最广，到了一千多年后的今天，大家都能背出来。更何况，杜甫还有一首《茅屋为秋风所破歌》。

所以，大家都记得，杜甫是在成都的草堂里写的这些诗。

其实，杜甫在成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只有五年，中间还颇有曲折。本来，杜甫好不容易修好的茅屋被秋风所破，杜甫是很不爽的，但幸好这时他的好友严武来到成都，任剑南节度使。

严武一来，杜甫的春天又到了。靠着严武的资助，杜甫把草堂扩至“有竹一顷余”，并把茅屋修缮一新。但几个月后，严武又被朝廷召回，杜甫把严武一直送到了绵州奉济驿，一边分手一边写诗表示“江村独归处，寂寞养残生”，显然是特别伤心。

不料这时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就在成都发动了叛乱，严武被兵阻出不了剑门，杜甫也回不了成都，只得转到梓州（今绵阳三台县）。高适平定了叛乱，但蜀中还是乱纷纷，严武又被派到成都主持大局。杜甫得知消息，立刻赶回成都。杜甫一回来，严武就启奏他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官品为从六品上，这是杜甫一生中得到的最高官阶，也是“杜工部”的由来。

离开两年多，如今重回草堂，杜甫的心情只有一个字：喜。他在长诗《草堂》中就连用了四个“喜”字：“入门四松在，步屧万竹疏。旧犬喜我归，低徊入衣裾。邻里喜我归，沽酒携胡芦。大官喜我来，遣骑问所须。城郭喜我来，宾客隘村墟。”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严武一直打胜仗，但杜甫在幕府只待了几个月，就辞官回草堂去了。个中原因，有人说是同僚的排斥打击，有人说是杜甫个性疏懒，不喜约束，难以适应“晓入朱扉启，昏归画角终”的幕府生活。

765年，严武因暴病逝于成都，杜甫在草堂的生活难以为继，于5月离开成都，乘船东下，此后进入荆湘等地，重新过上了颠沛流离的落魄生活。以舟为家的杜甫，甚至连死因和卒地成为一个悬案。

相传770年，为避兵乱，杜甫驾舟前往郴州，不料船到耒阳方田驿，被洪水围困，不能前行，绝粮半旬，耒阳县令聂某派人送来丰盛的牛肉白酒，杜甫吃多了喝多了，当夜就死去了。所以耒阳有杜甫墓。

更靠谱的说法是，杜甫在耒阳无法前行，只能掉转船头北返。他想重回故里，便孤舟入洞庭。因重疾复发，钱也花光了，他只得从溯汨罗江往昌江县（今平江）投友求医，不幸病逝于县治寓所。

杜甫死后，家人无力扶柩还乡，只能将诗人葬于当地。所以一般认为，杜甫墓就在湖南平江。

但是，虽有杜甫墓，后人去凭吊诗人，首先想到的还是杜甫草堂。正如冯至所说：“人们提到杜甫草堂，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

为什么是草堂？

这又要从头说起。虽然被后世尊为“诗圣”，但在很长的时间里，杜甫在文坛的地位并算不高。尤其在唐代，杜甫诗名不彰，不仅无法与王维、李白相提并论，甚至在绝大多数的唐代诗歌选集中，都没有选杜诗。

唯一的例外，就是晚唐诗人韦庄编著的《又玄集》，选了7首杜诗。杜甫是该集中入选诗作数量最多的诗人，可见韦庄对杜甫的推崇和喜爱。

韦庄的身世，和杜甫有些类似，也是颠沛流离了很久之后，来到了成都。那时的韦庄，是前蜀的开国宰相，已经72岁了。他在成都的晚年生活，比较平淡。诗歌创作由诗转向了词。现存韦庄的大部分词作，就是作于这个时期。作为“花间词派”的代表词人，韦庄有《浣花集》十卷流传于世。这个《浣花集》的名字，也是向杜甫致敬。

用现在的词汇来说，韦庄就是杜甫的“骨灰粉”。除了将杜诗发扬光大，他还自称“杜陵归客”，模仿的是杜甫“少陵野老”的称号。他去世前，一直吟咏着的，也是杜甫的诗句：“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此句出自杜甫的《南邻》一诗，写于成都浣花溪畔。

最重要的是，韦庄发掘了草堂的独特价值。韦庄来到成都，专门去浣花溪畔找到了杜甫草堂的旧址。当年的草堂早已掩没于荒草间，只有台基尚存。韦庄便命人结茅重建草堂，作为自己住所，用以追思杜甫。

自此，杜甫草堂被确认，并成为文学的圣地流传至今。

成都所拥有的，不仅仅是杜甫草堂。从古至今，成都从来都是令人向往的文化胜地。千百年来，成都既传承着灿烂辉煌、弦歌不辍的巴蜀文脉，又书写出丰富多彩、独具魅力的天府文化。

随着成都市世界文化名城建设大会的召开，成都将大力推动“三城三都”建设，让天府文化走向世界，把成都建设成为独具人文魅力的世界文化名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