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留学日本潮风起云涌，背后原因耐人寻味。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掀起一股赴日留学热潮，陈天华、秋瑾， 徐锡麟，邹容、黄兴、宋教仁、蒋介石，廖仲恺，汪精卫，陈独秀、李大钊、周恩来、董必武，蔡锷、蒋方震等一批军政名人，以及鲁迅、郭沫若、傅抱石、李叔同，胡风、周扬、田汉、夏衍、欧阳予倩，何香凝等文学巨匠、艺术大师，均取径东洋，后学成归国，影响了整个近代中国。为什么这些曾经或叱咤风云，或对国家和民族有杰出贡献的进步人士会选择留学日本，而不是欧美呢？

回答上面的问题，我们需要将镜头拉回到甲午战争后，那场在梁启超，康有为主导，以光绪帝为首的维新派发起的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虽然只有短短的103天，俗称“百日维新”，但它对整个社会思潮影响的意义远大于变法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实际改变。“百日维新”实际上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翻版，事实上，康有为等人在变法前后也与日本维新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百日维新期间,甚至邀请了曾经的敌人，甲午战争的发起人和马关条约的签订者伊藤博文访问了北京，并兼职光绪皇帝的顾问。

唯一不同的是，民治维新让日本走向了开放富强之路，而戊戌变法却以失败告终，最终导致了清政府的倒台。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日本收留了走投无路的康有为和梁启超。从那时开始，越来越多对政局失望的人们越海前往日本。“从内地来者,至香港上海,眼界一变;内地陋矣,不足道矣。至日本,眼界又一变;香港上海陋矣,不足道矣。”梁启超的观感足以说明日本对中国士人的影响力。

中国留学生去日本学习，始于甲午战争后的1896年，此后逐年递增，1897年时,在日本的留学生不过数十人。这个数字很快变大。浙江求是书院首次选派学生赴日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四月。当时，陆懋勋应礼部试，陈仲恕代监院，“林公嘱选学生留学日本，当即商定陈榥（乐书）、何燮侯、钱念慈、陆仲芳四人，为各省派往留日之首倡。”

在主张派留学生赴日本的权贵中,湖广总督张之洞被认为是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他在1898年所著的《劝学篇》中提出了一系列推进教育近代化的具体措施,其中对提倡留学日本的论述尤为强调:“至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路近省费,可多遣;去华近,易考察;东文近于中文,易通晓;西书甚繁,凡西学不切要者,东人已删节而酌改之;中东情势风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无过于此。”张之洞认为，相比于西方国家，日本的文化与中国同源，学习起来更快更方便；日本离得近，费用朝廷更是负担得起。这是当时清朝廷派遣学生留日最主要的原因。在第一批留日学生的名单中，就有张之洞孙子张厚琨。

据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石腾辉秀研究，中国人日本留学，大致有3个高峰：1905-1906年，1913-1914年，1936至1937年。

伴随着内忧外侮，我们不难发现，每次留学风兴起，都有一次深刻的历史背景，每次历史背景中，都无不怀藏国人学习西洋、培植人才、取精用宏、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

1896年首次派出13人留日，是因为甲午战争后，清府认为日本的强大胜利，是因为普及教育和实行法治，遂虚心向日学习；1905第一次高峰，是缘于日俄战争；1913第二波是因为辛亥革命；第三波是因为九一八事变。

●中国人留学日本蔚然成风，日本人怎么想？

1898年8月20日，日本文部省专门学务局局长，兼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上田万年发文说：

“中国这个衰老的帝国，过去昏昏欲睡，奄奄一息。自从甲午一役，盖为世界列强侵凌所苦，如今觉醒过来，渐知排外守旧主义之非，朝野上下，奋发图强，广设学校，大办报纸，改革制度，登用人才，欲以此早日完成中兴大业……”

（日本宏文学院，鲁迅等人曾就读）

●日本侵华野心已久，为何愿意为中国培养人才？

不是因为他们对教育一视同仁，而是心有更大盘算。

1898年，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算了一笔账，拟积极接受清国政府学生200人，日本给他们每人每年不超过300日元的供给。

1898年冬,日本驻华使臣矢野文雄以日本国的名义,通知总理衙门,称该国政府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并支付经费。在给外务大臣西德二郎的信中,矢野文雄讲述了自己的初衷：“此举不仅有助于此次要求之成功，而受我感化之人才播布于其古老帝国之中，实为将来在东亚大陆树立我势力之良策。……由于此辈学生来我国，如是则我国之势将悄然侵于东亚大陆。”日本人甫当老师，心中之得意溢于言表，甚至希望能给中国的留学生免费。

但是最终矢野文雄的想法并没有完全得到日本政府的支持。日本外务省给中国总理衙门来函称,这些来日学生,除学费由日方提供外,“该学生等自备衣食、笔墨之费,一年约需三百元。”即使是这样，能够赦免学费，对于当时的刚刚经历甲午之祸的清政府来说，也是一批甚为不小的经济负担。

当然，日本的态度是复杂的,剑桥中国史描述称:明治时期的领袖们能找到很多理由来赞助1898年的维新运动。他们自己在这个时候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扩张非常敏感,并且急于想帮助中国进行抵抗。外务相大隈重信提出了他的“大限主义”,给政府的政策提供了理论基础,根据他的理论,过去长期接受中国文化和精神的日本现在要偿还那笔债,办法是去牵制西方,使中国取得必要时间能在新的领导下进行改组。另外，日本更希望的是在他们的影响下进行《大东合邦论》，意思就是日本与中国，朝鲜组成以日本为“盟主”的三国一体化的大东，以此来抵抗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渗透。

1898年出现在日本的留学生只有数十名。1899年增加至120人。1903年增至1300人。时人记载:“自辛壬之间(1901-1902年),尉历游学,明诏皇皇,青衿之子,挟希望来东游者如鲫鱼。”据清国留学生会馆在当年所做的调查显示,当时的留日学生共来自19个省,其中居前列者为江苏175人，浙江154人,湖南130人,湖北126人,广东108人、直隶77人等省。奉天、山西、陕西、河南、广西、贵州、云南等省的留日学生均寥寥无几。清政府此年正式颁发了《奖励游学毕业生章程》,规定“中国游学生在日本各学堂毕业者,视所学等差,给予奖励”。1904年留学生3000人。1905年底大约达到8600人。这一年日本战胜了俄国,黄种人第一次打败了白种人,更进一步震动了中国的热血青年。中国废除了科举考试也让更多的读书人无路可走,出国留学成了一条新的出路。以后几年,留学日本的学生人数都超8000人。

“北自北京,南自上海,如潮涌来。每遇赴日便船,必制先机抢搭船舱满座。……总之分秒必争,务求早日抵达东京。”美国的日本史权威詹森便认为,以当时留日学生的数字而言,中国学生的赴日留学可能是到那刻为止，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留学生运动。

不过留学生在日本结组织、办报刊，谋革命，加速了晚清灭亡，日本侵华野心不再掩饰，明目张胆夺我东北，留日学生纷纷举行抗日运动，愤而回国。

当时的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有留日中国生300人，10月份基本全回国，而且回国时拒乘日本船只，“新落成不久的成城学校留学生部，课室和宿舍都空无一人。”

然而，上海一二八事变后，又有留学生返回日本，成城学校9月即复课。1933年，留日学生日益增多，1934年达七八百人，而到了1935年秋，日本留学生人数已达3000人之多。1936-1937年，每年都六七千人，达到新的高峰。

●面对侵华，国人为何留学不断，且日甚一日？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梁启超等人在东京大同高等学校的合影

①外交未断

日本侵略居心险恶，虽然频频挑起事端，出兵占领，但从不对外与中国宣战。他们含糊地称为“事变”或“事件”，尽量淡化国际影响，这样可以对国际社会掩饰，避免国联谴责，和进一步被国际社会孤立。

直到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日美宣战，作为盟国，中国才对日本正式宣战。未断绝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派遣留学生渠道依然畅通。

②躲避追捕

“事变”解决后，抗日决心更强烈，但国民政府镇压学生抗日运动。为躲避追捕，不少抗日学生暂栖近邻，再渡日本留学。以期深入了解日本，抗日救国。

③伪满支持

一个重要变化是，此时溥仪的伪满洲支持留学日本，而且设置了许多奖励政策，选拔伪满青年公派日本留学。他们提出“先学好日语，读通日文书，才好谈论中日问题”。

值得说明的是，日本在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仍然支持伪满学生留日学习。当时民国学生都回国了，而日伪政权公派的留学生却日增不减。这是日本险恶的殖民政策在作祟。

（中日货币汇价表）

④经济宽松

1930年代，中国货币对日元汇价大幅增长。1931年的100银元，仅兑换42日元。之后随着金价下跌、银家上涨，1935年100银元已经可以兑换146日元。

1934年11月5日的上海《申报》刊文说，“在上海攻读，反不如东渡留学更合算，盖较二三年前，消费力减少三倍之故。”

另外对于中国留学生，还有如下主要原因。

一是：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以中国的屈辱失败而结束。之前，清朝被西洋人打败，似乎心服口服，毕竟西方政治民主化、经济近代化起步早；可是，仰慕中国上千年的蕞尔小国居然把传统的“亚洲第一”给打败了，这就击垮了大清从上到下的最后那点自信。于是，中国人学习它，想揭开日本那强大背后的“神秘面纱”。

此后，去日本的轮船常常爆满舱底。在1896-1945年的50年间，中国赴日留学生数以万计。其盛况不仅仅在中国留学史上是空前的，也是当时“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学生出洋运动

二是，“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简而言之，省时省钱。中国距离日本近，回国也方便；而且与日本的语言文字相通，学起来没有那么费劲；去日本留学费用低；日本当时刚刚开放，各种制度不健全，根本没有签证的概念。

三是，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最后以日本大胜而结束。国际上公认“日俄战争”是黄种人第一次打败白种人的战争。要说中国被同是东方的日本人打败我们能慢慢接受；可是，东方国家居然还能打败西方白种人的国度，这就令中国人为之艳羡不已。于是，纷至沓来。

四是，日本政府对中国仁人志士采取比较宽容亲近的态度，进出日本则相对容易一些。那时候美国还存在着充满种族歧视的排华法案，欧洲列国在移民问题上向来比较保守。而日本当局一直是默许、甚至是支持康、梁和孙中山的行动。

比较耐人寻味的是，欧美留学生当中的科学家比较多，而留日学生中则涌现较多的政治家、军人、文学家及艺术家。

（文献参考：《中国人留学日本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