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罗怀臻

有关蒋星煜先生的学术风范，我想起三件事，件件记忆犹新。

第一件事，1993年，拙作《金龙与蜉蝣》在上海演出。作品研讨会上，大家对这部“历史剧”的品质定性莫衷一是，因为它没有具体年代，史籍中对这段事件没有任何记载，连同剧中人名一起，完全是我的虚构，但我又冠之以“历史剧”。于是许多人质疑，认为不应该称之为历史剧，但又有人觉得它有强烈的历史感，比那些采用准确年表、准确人物事件的历史剧还要有历史感。然而为什么虚构的历史竟能给观者强烈的历史感，大家都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蒋星煜先生回答了大家的质疑。他说这是一个崭新的、个人创造出的新的历史剧模式，姑且称之为“寓言史剧”。寓言是没有表象真实、没有个案真实的，寓言只追求本质的真实，所有的表象真实都被它涵盖，所以他说这是一部寓言历史剧。蒋先生还说，从罗怀臻第一部作品《古优传奇》开始，这种历史剧的特征就已经透出端倪了，包括随后创作的《真假驸马》也是没有年表没有名字，剧中人就称为公主、驸马、皇帝、宰相，都是符号化的称谓，但是没有人怀疑它不是历史。他说，这个作者创作了一部独特的个人风格的历史剧，很可能成为历史剧创作的一条路。

《金龙与蜉蝣》剧照

一席讲评令我感动，也促使我在理论上思考历史剧创作的问题。现在想来，所谓“寓言史剧”并非是我具有理论先导的自觉创作，就是凭借一种感觉，想要表达一些感悟，但是又找不到与之相对应的历史人物和事件。这种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受又与某种历史气氛相吻合，纠缠为一种古今贯通的共鸣，它是单纯的历史剧或现实剧所不能代替的。心灵的感悟，笔下的流淌，不经意间被蒋先生提示出来，而这正是我的所思所想，经蒋先生在理论上提炼之后，更是化为了我的自觉。此后，我越来越自觉地运用这种理论，创作了多部“寓言史剧”。由此我也想到鲁迅先生的《故事新编》，“只取一点因由，随意点染，敷衍成篇”，鲁迅先生写《铸剑》，写《补天》，就是用一点历史的因由，点染他现实的感受，进而把历史与今天打通，找到一种共鸣，他不是为历史而历史。

蒋先生的那次发言，很快整理成文章发表，丰富了当代历史剧创作的理论。真正的学者和评论家一定不是创作者的说明书，一定不是创作者的推销员，他也一定不是创作者的教父或导师——他是借助了你的创作，证明了自己的学问，是你的创作启发了他，证明了他，而他因你的创作而建立的学问，不仅可以解释你的创作，也可以引导普遍的创作，这就是一位理论家与一般鉴赏者、批评者不一样的地方。鉴赏就像美食家，有一个敏感的味蕾，然后评价出作品的优劣。而蒋先生看了我的作品，建立了自己的学说。有朝一日，纵使我的这个作品不存在了，他的学说依然在，还可以启示别人，这是有创建人格的学者。

第二件事，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浙江有一台越剧《西厢记》红遍全国。尤其在北京，许多戏曲界的著名学者都对它推崇备至，乃至到了有点情绪化的程度。该剧到上海演出后，也有学者拿它与上海越剧院的“四大经典”之一《西厢记》作比较，觉得相比之下有两个时代的感觉。上海越剧院的经典版本《西厢记》是一种现实主义、古典主义的表达，而浙江的创新版本《西厢记》则追求一种现代戏曲的表达，它不是以崔莺莺为主角，而是以张生为主角，加之舞台艺术焕然一新和主要演员的明星气质，赢得大量年轻观众的青睐。

上海学者中有几位对浙江新版 《西厢记》持不同观点的人，蒋星煜先生就是其中之一。无疑，蒋先生是《西厢记》研究的权威，他从对《西厢记》的文学版本解读和经典文学作品的舞台表演等角度，深入地评析了这部新作品，进而对普遍的评价提出了质疑，其观点的阐释完全是学理性的。蒋先生是一位有全国影响的学者，与北京的学者们应该都是很熟悉的，在一边倒的强势的评论下，他仍然磊落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连续发表了两篇文章，就当时而言，多少有点“迎刃而上”的凛然。尽管我当时并不完全认同或者说并不完全理解蒋先生的文章观点，但是我敬佩蒋先生特立独行的个性，敬佩他敢于坚持学术操守的意志。也正因为蒋先生所坚持的学术观点与学术个性，在一定时期内使得他与一些很著名的学者形成了某种对峙。也是在那几年，上海戏曲界的学术气氛是很浓的，在蒋先生支持下，上海的戏剧刊物《上海戏剧》曾经开展过“重写戏曲史”的讨论，一度也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我们常常说道“京派”“海派”，说道北京、上海，说道北方、南方，在艺术与学术方面，其实有时候在文艺观点与文艺风气上的摩擦对峙，恰恰构成一种力量，交错地着推动中国文化的向前发展。如果只有梅兰芳，没有周信芳；如果只有京派京剧，没有海派京剧；如果只有北方的评剧，中原的豫剧，西北的秦腔，而没有南方的越剧、粤剧、黄梅戏，那又会是怎样？由此想到蒋星煜先生的文人勇气与学术操守，不由得令人肃然起敬。

第三件事，1996年，蒋星煜先生主持编撰了一部有五六十万字的《历代志怪大观》，书的主编不是他，他是总顾问，书中收录了由我撰写的大约10个条目。参与这部书，是蒋先生来电约请并专门安排时间见面交待的。见面之后，蒋先生还寄来几篇范文供我参考，其中也有他自己撰写的部分。他交待的事情，我岂敢不认真完成？待完成之后拿到样书，我以为蒋先生是主编，想不到他只是位总顾问，书中由他亲自撰写的条目居然比所有的作者都多。我想，今天别说是总顾问了，有些所谓名家大家，名下总编、主编的著作汗牛充栋，而他自己则恐怕连写个序都是由别人代笔起草，末了署上一个大名而已。而蒋先生不仅写了那么长的一篇序言，还身体力行，与参与合作的每位作者一样撰写条目，不仅写得认真，也写得最多。

这两天，我又把那本书拿出来翻看，其中今天耳熟能详的、在全国有影响力的知名学者竟有一二十位之多，放在那个时候大家都不觉得有什么不合适，可是放在今天恐怕就很难再请到这样的人来撰写细小条目了。而我当时是个三十多岁的年轻人，是专业从事剧本创作的，蒋先生说他偶尔看到我在 《解放日报》撰写的评论，觉得我有一定的学术积累，文字也准确，所以就请我参与进来，和当时一些优秀学者一起来做这件事。蒋先生对一个年轻人的关注培养和他在学问面前身体力行、事必躬亲的态度，也同样令人肃然起敬。

蒋星煜先生非常有童心、非常热爱生活，他身上的各种文人特征非常鲜明。作为一个上海的文人，蒋星煜先生就是一个上海 “老克勒”，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看到他，都是山清水秀、衣着整齐，头发是逐渐稀疏，但从来都是梳得整整齐齐。到后来，不管他是穿西装还是穿便服、穿风衣，都不厌其烦地结着领带，他永远保持着一种整洁读书人的文雅形象，而且乐观、开朗，没有一般小文人那种见人发牢骚、泄私愤的怨愤情绪。现在回想与他相识的许多年里，还真没有听到他刻意抱怨什么的负能量记忆。

“秀才不出门，尽知天下事”，蒋先生经常让我想起这句话。有时候，我会冷不防接到蒋先生打来的电话。电话里他一直习惯地叫我小罗，他会用嬉笑的口吻对我说，小罗你有个戏最近要上演了吧，我一直在关注着，从排练到演出的日期我都知道，就等着你来请我看戏，可是等到戏演完了你还是没来请我，是不是担心我老了，看不懂你的戏了？我赶紧一迭声地表示道歉，说明没有邀请他看戏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担心蒋先生年事渐高出门不方便，从私心来讲我是希望蒋先生为我把场的，因为许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支持者，总能够给我以有益的建议。听了我的回话，蒋先生总是开怀大笑，他说他其实是明白我的心意的。蒋先生就是这么个人，从来不在心里隐藏什么，即便有不愉快也要写成文章表达出来，哪怕有时有点情绪化，他也绝不愿意自己憋屈着。有时候或许看上去是针对某人，但他实质上所义愤的大都还是学问，还是公理。真实和爽利，这些都构成一个完整意味的文人的蒋星煜。

蒋星煜先生曾称陈西汀先生为“最后的士大夫”，我想称蒋星煜先生为“最后的文人”。文人者，不同于商人或艺人，文人的风骨与趣味都是可意会的，许多今天的文人，经常会模糊了与艺人与商人的边界，有些文人热衷登台，喜欢作秀，形同艺人；有些文人锱铢必较，利欲熏心，状如商人。相反倒是有些艺人喜欢高谈阔论，动辄说佛论道，辟谷弄玄，反而失去了艺人的亲和感。而更有些商人，附庸风雅，表演清高，甚至做出救赎的模样。总之，人群的类别与本色越来越含混不清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蒋星煜先生作为我心目中“最后的文人”，自有一种纯粹的含义。蒋星煜先生是一个真实的人，他真实而纯粹地活了一生，并且始终不渝地以做学问为理想、为乐趣、为生存手段和获得尊重、赢得价值的根本，如此自然，如此成功，如此快意。他就是带着这种不留隔夜之事也不留隔夜之仇的文人禀赋与文人器量，始终快节奏高效率地辛勤运转了95年，在那个经历过战争、疾病、饥饿等磨难的将近一个世纪的不同年代里，仍然可以独立健康、快活有为地活到95岁高寿，怎能说他不是一部传奇？

今天，缅怀和纪念蒋星煜先生，也是缅怀和纪念濡养我们、栽培我们、扶持我们的慈爱的师长。通过纪念这一代文人或学人，缅怀曾经支撑上海学术界、艺文界的一代“海派文化”的精华。在他们身上，有着鲜明的中国学派、鲜明的上海做派和鲜明的时代风华。而我们今天所要传承的，不仅是他们的学术、风华和操守，更是心灵表达与精神创造的代际识别感。

（本文刊于2018年10月7日解放日报朝花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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