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年间，沙俄不断挑唆西北各族脱离清朝，成为威胁边疆稳定的最大隐患。一个不为人熟知的战斗民族不惜万里跋涉，贯穿祖国东西两端，到新疆戍边两百多年。

锡伯族发源于大兴安岭和呼伦贝尔草原一带，祖先为胡系鲜卑。东晋时天下大乱，鲜卑人在拓跋珪的带领下统一了黄河流域，建立了著名的“北魏”。拓跋珪留了部分鲜卑人驻守东北故居——嘎仙洞。北魏灭亡后，他们流散在松花江、嫩江流域，最终形成了“锡伯族”。

嘉靖年间，蒙古科尔沁部征服了松花江上游地区，兼并了锡伯族。万历年间，科尔沁部带领锡伯、卦儿察，并联合叶赫、哈达、乌拉、辉发、朱舍里、讷殷同努尔哈赤展开了一场大战，这就是清朝开国史上著名的“九部之战”。

锡伯族以渔猎为生，长期被其他民族统治，艰苦的环境让每个锡伯男儿都是天生的战士。战争虽然以努尔哈赤大胜告终，但锡伯军人的骁勇善战给后金留下深刻印象，锡伯族的命运也因此改变。

17世纪中叶，沙俄不断侵入黑龙江流域。康熙二十四年和二十五年，清政府两次出兵，最终逼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清军虽然取得了胜利，但也暴漏出了严重的问题。首先，八旗主力入关，黑龙江流域防御极其薄弱；其次，留守八旗军分布极不合理，重兵集结在吉林，距离黑龙江前线一千四百多公里。

所以当黑龙江将军萨布素提议调集在黑龙江附近的蒙古、索伦、锡伯、达虎尔（达斡尔）居民在齐齐哈尔、松花江和嫩江交汇处筑城屯兵时，立刻得到了康熙的批准。

科尔沁部是漠南蒙古中实力最强的部族之一，同时又与女真人是邻居。后金政权为了集中精力对抗明朝，不断以联姻、盟誓等方式拉拢科尔沁部，最终使其成为他们最忠实的盟友。

清朝对锡伯、达斡尔的管理也是通过科尔沁部间接执行的。要调集这两个民族，就不得不考虑科尔沁王公的利益，又加之科尔沁公主们长期霸占清朝后宫，康熙只能选择大放血。

清政府允诺每献出一丁或一户，“赏银伊等之主各八十两”。在银子的诱惑下，科尔沁的王公和牧民献出了锡伯、卦儿察、达虎尔等农奴，共计14458人。锡伯人被献出了一万一千多，他们因此彻底从科尔沁中分离出来。

锡伯人被编入镶黄、正黄和正白三旗，分别驻扎于齐齐哈尔、伯都纳（松原）和吉林三地。由于仅锡伯官员和披甲入城当差，供养他们的附丁和家眷依旧留在原地。清政府无法进行有效的管理，而锡伯人也不思报效朝廷。

康熙三十七年，康熙视察东北时发现锡伯军人“不知法度，不象围猎之兵……风气极坏。”康熙认为锡伯族是他“不惜钱粮，支银数百万两，自科尔沁赎出”的奴隶，应该致死效力，以报皇恩才对。

盛怒之下，康熙将锡伯所有佐领、骁骑校革职，后代“咸不委仕”，锡伯全族还因此被强制迁徙到京城和盛京，打散编入蒙古和满洲八旗。

康熙的强硬手段给锡伯族带来了巨大的苦难，很多族人在迁徙过程中死亡，但同时也让他们对“于一切差使均极奋勉”，尤其是在雍正年间征讨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时，锡伯将士杀敌英勇，多立战功，赢得了清政府的信任。

“国语骑射”历来被视为清朝之国本。在清政府的刻意同化下，锡伯族逐渐抛弃蒙古语改用满语，乾隆因此开恩，下令“不可仍溺于旧例，著施恩均一体委用”，从此锡伯将士的地位急速上升。

​作为八旗军中冲锋陷阵的尖兵，锡伯族将士先是帮乾隆彻底平定了新疆北部的准噶尔之乱，后又在新疆南部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为了巩固西北边防，3000多锡伯族将士和家眷不远万里从东北奔赴伊犁，建立锡伯营。乾隆三十四年，锡伯将士又随大学士傅恒南征缅甸，随后又从征大小金川。为此又有一千多锡伯将士扎根西南。

锡伯族的迁徙轨迹就是一部为国开疆拓土，保卫边疆的历史。时至今日，锡伯族在新疆仍被称为“西陲卫士”，但谁也想不到，这样一个功勋民族竟是康熙每户花80两银子赎身的农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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