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秋季攻势以后，沈阳附近的国民党军虽然处于龟缩状态，但困兽犹斗。卫立煌率周福成第8兵团、廖耀湘第9兵团，共8个军24个师30万人，驻守沈阳及外围，作为东北的防御中心，凭借重兵和坚固的城防工事顽固坚守。

《三国志》中说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强力攻城，具有很大的破坏性，会使沈阳历史文化名城和雄厚的工业基础毁于一旦，而且会大量增加人员伤亡。不战而屈人之兵才是上策。

争取民心让国民党占领的沈阳后院起火

在东北解放战争中，争取民心，让国民党占领的沈阳后院起火是我党我军的一个重要策略。在开展宣传斗争中，沈阳的地下党组织除了利用《东北公报》《旬报》《文化导报》《北光杂志》等报刊，还印刷了大量传单，用邮寄、张贴等方式散发出去。

当时在沈阳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样一首民谣:“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首民谣深刻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失望和不满。沈阳地下党组织利用这一形势，启发教育群众，还组织动员各阶层人民，掀起声势浩大的“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争民主、争自由”的斗争。

1948年7月5日，北平发生的国民党军队枪杀从沈阳被欺骗、胁迫到平津的请愿游行学生的“七五惨案”后，在中共地下党的领导下，沈阳30多所大专院校和中学师生5万多人集会游行。游行队伍从市政府广场出发，沿着三经街、中山路向南站方向涌去。这是沈阳历史上第一次5万学生的大规模反暴游行，给全市人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沈阳的学生运动团结了青年，坚定了他们跟中国共产党走的决心，同时也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行，使国民党加速失去民心。

动摇敌心策反敌军高级将领

为了配合解放沈阳的军事行动，沈阳地下党组织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运用一切手段进一步瓦解敌军官兵。地工人员把宣传品贴到沈城的大街小巷，甚至张贴到国民党东北“剿匪”司令部的大门旁，还在东北“剿匪”司令部的围墙上用粉笔写上宣传口号，把传单散发到敌军营地。同时,还向国民党官兵宣传战场实际情况，促使他们认清形势；讲解我军的有关政策,向其指明出路,从而促使不少官兵起义。

国民党防守沈阳的主要军事力量是第53军，要想和平解放沈阳，做好53军高层军官的策反工作成为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重点。针对该军系东北军旧部，东北籍官兵较多的特点，中共地下党组织积极疏通各种社会关系在53军上层军官中进行策反工作。

1948年5月，在开原战役中被俘的390团原团长傅广恩等被解放军释放。53军军长周福成命令师长王理寰把他们看管起来，送到南京中训团受训，不能让他们与官兵见面。傅广恩临去南京时，交给王理寰一封时任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的吕正操写给他的信，信中说：“是非进止，早在洞鉴。兄举足轻重，翘望以待。”吕正操在东北军时和王理寰同在53军当团长，当时王理寰是696团团长,吕正操是697团团长。这封信对王理寰影响很大。

1948年11月1日，王理寰宣布国民党军第130师向人民解放军投诚，并按人民解放军的指令，退出在市区以北大韩屯、沙河子、下坎子及北陵一带的防地。随后，第30师师长张儒彬和第116师师长刘德裕也率部投诚。

10月31日，具有先进美式武器和近8000人兵力的国民党新一军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正式宣布起义，后来这支部队整编加入东北野战军。

国民党第53军副军长赵国屏于10月31日下达停止抵抗的命令，第53军军部和直属分队放下武器，向解放军投诚。不久，沈阳第二守备总队8000多人投诚。

随着辽沈战役的全面发起，沈阳市内的地下工作组织开始对国民党军警系统进行策反。首先将沈阳市警察总队第四中队中队长于国杰纳入重点工作目标。经过艰苦细致的工作，党的地下组织完全控制了这支警察武装，较好地保护了物资局仓库、电信局、中央日报社、市政府大楼和市警察局等重要建筑和设施以及一些重要的工厂和学校等，并完好地保护了大批的文件档案。沈阳警察总队总队长兼沈阳市警察局代局长华明武，率领其余部1000余人投向人民一边。

扰乱敌军心以兵谏吓跑国民党“剿总”司令

据宋黎(原中共辽南省委城工部部长兼沈阳市工委书记)著《东北解放战争时期党在沈阳的地下工作》一文记载，1948年10月29日这天，在中共地下党人的策动下，东北元老王化一、赵毅，第130师师长王理寰、沈阳第二守备总队队长秦祥征、暂编53师师长许赓扬、警察分局局长胡圣一、商会会长卢广绩等在王化一家集会。他们组成了“沈阳和平解放委员会”，并就里应外合解放沈阳达成四项共识，其中之一就是效法西安事变，即如蒋介石近期来沈，便用兵谏的方式扣留蒋，让他答应和平谈判，如若蒋不来，就扣押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53军军长周福成等首脑人物，促成沈阳和平解放，然后再电台宣布沈阳和平解放的消息，迎接解放军入城。

次日上午9时，秦祥征从赵毅和“剿总”高参邱立亭处得知当日午后3时，卫立煌与沈阳城防司令周福成、沈阳市长董文琦等将在第二招待所开会，秦认为这正是兵谏良机，遂说服邱立亭参与兵谏，计划率总队两个营前去把他们扣起来。邱立亭早已倾向革命，当即表示愿去与卫立煌谈判，争取卫立煌起义，卫立煌如不答应，便扣押他，迫使他走和平解放之路。秦祥征担心第二守备总队无实战经验，提出请中共调许赓扬师部一团人员接应。商议已定，秦祥征去见董文琦。他劝董文琦说：“因为我们关系密切，我愿意看到您走光明道路。共产党也知道您有专长，欢迎您起义。”董文琦听闻面有喜色，当场表示赞同。随后，秦祥征回总队选调了精兵，午后4时进抵第二招待所时，却发现人去楼空。原来，董文琦欺骗了秦祥征，提前向卫立煌通报了兵谏之事。卫立煌率董文琦等国民党大员赶快逃离沈阳。

兵谏虽未实现，但对动摇沈阳守军军心与促使他们起义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逃跑后，沈阳的国民党部队军心动摇，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瓦解敌军心使沈阳守军群龙无首

卫立煌临走前，草草地将沈阳交给了第八兵团中将司令周福成。周福成是地道的东北人，保定军校毕业后便入了东北军，1947年7月被调到东北任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这位张学良的旧部、东北军的老人早先便是共产党地下人员劝说起义的重点对象，只是他一心反抗到底。

周福成的女儿是共产党员，他成为国民党在沈阳的总指挥不久，女儿带着张作霖夫人的亲笔信来劝他起义。原以为周福成是张学良的老部下，对老夫人的话一定能听得进去的。但他非但不听，还暴跳如雷，连亲生女儿都要枪毙，实在顽固。

卫立煌飞走的第二天一早，胡圣一、王化一一行就到了第八兵团总部中国银行去说服周福成。周福成也明白几人的来意，不等来者说话，便先说：“我受蒋委员长栽培，只听委员长的话，其他我不听。”

王化一只好从分析利害开讲。“若谈到栽培，你和第53军全体将士都是张汉卿(张学良)先生栽培出来的，你更应该报答张先生的知遇。”他向周福成亮出底牌，“沈阳市内的人民、军队、警察都已经团结一致，连你自己掌握的部队在内，完全同意迎接解放军入城，你个人能起多大作用？”周福成还是不服软，恼羞成怒，向着他的几位师长怒斥：“敢！”过会儿又说：“你们可以表示意见！”

王理寰师长首先说：“大势已去，不能再打了，我这一师不愿再无辜替蒋介石牺牲，决定放下武器。”紧接着，副军长以及两个师长也相继说这仗没法再打。

见自己成了少数派，周福成脸色大变，只好说：“你们把我安置个地方吧。反正我至死不投降。”王化一说：“请你到世合公银行暂时休息一下，然后再谈。”

虽然最终未能劝降周福成，但也极大地动摇了他的守城意志和决心，使其放弃了指挥权，实际造成了沈阳解放前夜敌方群龙无首的局面。

在中共兵战和心战的双重打击下，国民党部队的士气有如1948年初沈阳的那场特大雪带来的奇寒，几近冰点，颓势和败象已现。

本版稿件由张建光撰写图片由张建光提供

1948年8月，中共地下工作者与进步人士为使沈阳和平解放，在沈阳地区对国民党军队开展策反工作。图为国民党起义部队与东北人民解放军会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