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伯渠（左一）和董必武、王若飞。

林伯渠是原中国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时期的活动家。他由追随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者华丽转身，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并始终坚守共产主义信仰，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初识马克思主义

林伯渠接触马克思主义最早是在他第一次留学日本期间。他的老乡赵必振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幸德秋水的《社会主义精髓》在中国留学生中流传很广，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先后刊登过许多关于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些让林伯渠知道了马克思和他的主张。

1915年，李大钊等人在日本组织了反袁团体中华学会，林伯渠等人也组织了反袁团体乙卯学会。林伯渠多次拜访李大钊等人，促成了两个学会最终合并为神州学会。“约在一九一八年三、四月，连续接到李大钊同志几次信，详细给我介绍了十月革命情况及一些小册子、文件，并对目前中国形势阐述了他的所见，得到很大的启发”，林伯渠正是依靠这些零碎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消除疑虑，逐渐握住了马克思主义真理。1921年1月，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林伯渠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50余名党员之一。

抉择马克思主义

1921年，林伯渠到广州任总统府参议，在他的堂兄林修梅的帮助下，林伯渠阅读了大量有关俄国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文章。当时在广州既有大量马克思主义和苏俄的文章，也有不少无政府主义和基尔特社会主义的介绍。林伯渠、林修梅对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比较分析后一致认为：“无政府主义主张不要政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乃是不切中国实际的空谈；中国的劳苦大众虽然辗转呻吟于帝国主义侵略和军阀官僚的压迫、剥削之下，目前尚缺乏组织，却蕴藏着无比巨大的革命力量，基尔特社会主义者无视这种革命力量，主张先发展实业，慢谈社会革命，无非是为资本家效劳。”最后他们得出结论，“相信马克思派的共产主义在中国今日社会情形最为适合”。林修梅为了帮助林伯渠更好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甚至打算资助林伯渠前往苏俄，“实地视察苏维埃实际设施，以备日后参考”。

林伯渠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不仅是通过阅读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更是同他多年的革命实践和艰辛阅历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林伯渠参加过许多革命斗争，在一次次的失败挫折中坚定了共产主义信仰，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革命斗争实践中进一步坚定了马克思主义信念。他为国共第一次合作架设桥梁，推动了国民党的改组，为国民党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作出了贡献。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时，国民党右派分子掀起一股反对中国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逆流，时任国民党中执委和中央常委的林伯渠发电痛斥，并号召海内外全体党员同右派分子进行坚决斗争。在国民党二大上，尽管有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责难，在林伯渠等人的努力下，国民党二大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的决议、永远开除谢持、邹鲁的党籍，书面警告居正、石青阳、叶楚伧等人，训令戴季陶，所有这些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右派的势力。

终生追随马克思主义

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整理党务案”后，林伯渠面临着关键选择。一边是经过20多年努力奋斗得来的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重要领导职务，另一边是获得不久的中国共产党党籍，林伯渠作出正确选择，辞去了农民部长、中央财务委员、国民政府监察委员等职，保留了中国共产党党籍。如果说这次面临的是权与利的考验，那么大革命失败时面临的则是生与死的抉择。在这严重的历史转折关头，林伯渠毅然抛弃了为之奋斗20多年的国民党，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展示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的本色。当时林伯渠的好友兼亲戚程潜劝林伯渠登报宣布脱离共产党，但林伯渠“不经思索就毅然地拒绝了”，并且声明“要干就干到底，决不后悔，也不会计较将来个人的命运”。

其后，林伯渠参加南昌起义、前往苏联留学、奔赴中央苏区、踏上漫漫长征路、参与国共第二次合作的谈判、领导陕甘宁边区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后更是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政权建设，这些都体现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不管面对再大的困难与危险，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定地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的理想信念。

（摘编自9月3日《学习时报》 唐贤健 杨琦明/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