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律书》的真实记载

帝王掌握事态，建立法纪，对物品进行度量，确定准则，一概要承受六律的控制，六律是万事万物的根本呀。

六律对于兵家尤其重要，所以说“两军相遇望见敌阵上的云气、日晕就可以知道出师的吉凶，军中的太师应用律听到军声就能够占验交战的胜负”，这是无论哪一个君王都不能改变的法则。

周武王讨伐商纣王时，吹动音律探听声气，从孟春一直推算到季冬，和纣王的暴虐酷急相应是兼有很重的杀气，在五音中武王是崇尚军中和协士卒同心的宫音。

同声气的事物互相依从，这是万物的自然现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军队，是圣人用来讨伐强暴势力、平定混乱的社会局面、铲除艰难险阻、挽救国家危亡局面的工具。连口含利齿头戴犄角的野兽受到外物的侵犯，尚且要与它角力抵抗，更何况人还怀抱有好恶喜怒的意气呢？喜欢就会产生爱心，愤怒就会施加暴力，这是情性中的自然道理。

从前黄帝发动了涿鹿地区的战斗，来平定五行中属火的灾难；颛顼摆布下对共工氏的战阵，来消除五行中属水的危害；成汤发动了使桀逃奔到南巢山去的攻伐，来灭绝夏代的暴乱。（动用武力）一个时期兴盛一个时期废弃，胜利的人掌管国家权力，他的权力是从上天那里接受下来的。

从此之后，有名的武士更迭兴起，晋国任用咎犯（狐偃，亦即胥臣），而齐国任用王子成父，吴国任用孙武，申明军事行动的规范，赏罚措施必守信用，终于称霸诸侯，兼并了列国的封土，虽说比不上三代时期由天子发布诰令誓命所给予的封赏，然而自身得到宠荣，国君受到尊重，在当世名声显扬，能说不荣耀吗？

难道和社会上的儒生不明大法大理，不权衡利害得失，苟且地宣言道德教化，说不应当动用武力，大至君主受辱国家失守，小则受到侵犯国家削弱，仍然是固执己见不加变通的情况能够等同吗！所以家庭不能够废掉教鞭，国家不能够捐弃刑罚，天下不能够偃息诛伐，只是武力动用起来计谋上有巧妙笨拙，施行起来有顺从还是违反正义原则的不同罢了。

夏桀王、殷纣王能赤手空拳与豺狼搏斗，光脚追赶四匹马拉着的车，勇力并不弱；身经百战都能取得胜利，使得诸侯对他们恐惧服从，权势是不轻的。秦二世把军队驻扎在不能发挥作用的地方，在边界上连接着大量兵员，力量是不弱的；和匈奴结有深怨，被於越的祸患所碍，势力不算寡弱。等到他威权耗尽势力疲极，闾巷中的平民也成了相当于自己敌对国家一样的势力。

罪过就是产生于他们穷兵黩武不知止足，嗜好贪婪之心永不停息。

高祖统一天下后，三方边境都有外族叛乱；诸侯大国的封王虽称为天子的屏藩辅佐，但他们并没有尽到做臣属的礼节。正赶上高祖（已经）为军事行动感到厌倦苦恼，也是由于有萧何、张良的计谋，所以决定停止武力征伐，专心休养生息，（采取笼络政策）对他们稍加约束，（使他们没有异心）而不加防备。

直到孝文帝即位，将军陈武等建议说：“南越、朝鲜自从秦朝统一时内属为臣子，后来又拥有军队据守在险要地带，时时想动身进取而密切观望。高祖时天下刚刚平定，人民刚刚得到一点安宁，没有能再次兴兵去讨伐他们。如今陛下以仁德、惠爱抚治百姓，恩泽及于整个天下，应该趁着士卒民众乐于为陛下所用的机会，讨伐叛逆的党徒，来统一疆土。

”孝文帝说：“朕能够承担天子的重任，从来没有想到这些。赶上吕氏作乱，功臣和宗室共同认为让我登位不算是羞耻，阴差阳错使我得了皇帝的正位，我常战战兢兢，特别不安，唯恐国事不能有个好的终结。况且军事装备是凶恶的器械，虽然能够达到所设想的愿望，动用起来也是有耗费的弊病，又怎能避免得了百姓抛家离业远方征讨？

先皇帝知道劳乏的百姓不可去烦扰，所以不能把动用军队作为一种意愿。我怎么可以自己逞强称能？如今匈奴入侵内地，军官士吏御敌没有功劳，边境上民众中的父子们扛着武器守候日子已经很长，我常常为此不安和伤痛，没有一天能够忘记。如今既不能销毁兵器，长守安定，但愿暂且坚守边防，远设斥候，派遣使者，缔盟结好，使北部边陲得到休息安宁，这样做的功劳就是很多了。暂且不可再议论动用军队的事了”。

所以百姓内外都无徭役，在田亩中使肩头得到休息（以致力于农事），致使天下殷实富足，一石粮食达到了只值十余文钱的价格，国内鸡鸣狗吠相闻，飘着炊烟的家户绵延万里，可以称得上是一片和平安乐的景象呀！

太史公说：文帝时，赶上天下刚从水火中解脱出来，人民安心生产，顺着他们的意愿，能不受到战事扰乱，所以百姓都很安定。即便六七十岁的老翁也未曾到过集市之中，游玩嬉戏起来像个孩子一样。这就是孔子所称道的有德君子吧！